中广网北京8月5日 据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报道，IT行业资深人士、经济评论员秦煜评说：再谈工业革命和中国。
秦煜：谈到工业革命，存在一个误区：即中国没有赶上前几次工业革命。这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误区，恐怕也是我国大多数人普遍的误解。其实，对于已经发生的几次工业革命，中国全部赶上了，只是没有抓住这几次历史机遇而已。
第一次产业革命发轫于英国，开启了人类工业文明的进程。紧随英国的是法国、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的低地国家，甚至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但大部分国家都是因为制度变革的迟滞，影响了产业革命的进程，最终导致国家的没落和衰亡。由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大多数是跟第一部类农业有关的轻工业部门，从制度上说，第一次产业革命应该发展在最具制度优势的国家西班牙，但西班牙过度依赖横跨大西洋的殖民地经济，对技术的发展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错过了产业革命的机遇，国家从此一蹶不振。
亚洲国家虽然落后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发起国英国，但基本上与欧洲大部分国家同时主动或者被动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冲击，比如中国的洋务运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早于德国统一的时间和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的时间，但中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定式，没有及时对农业化国家进行工业化改造，致使国家整体的工业化进程迟滞，换来丧权辱国的一段屈辱史。
第二次产业革命不同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电磁技术、内燃机技术的发现和利用为契机，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第二大生产部类逐步成形，工业社会的垂直型产业结构趋于完整，社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德国、美国等国，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成功跟随者，变成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引领者。组成德国民族国家主体的普鲁士一直有“欧洲雇佣军”的称号，对组织内部的秩序要求十分严苛，这种传统让德国迅速地适应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对生产组织化程度的严苛要求，容克工业集团蜕变的卡特尔等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垂直产业体系的代表和示范。工业生产同时对德国的科技研发和教育体系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诺贝尔奖金大部分授予的德国和在德国工作的科学家，德国完善的职业教育体制也适应了这一要求，德国技术工人的水平和素质达到了欧洲最高水平。这些制度的调整和变化，让德国一跃成为一个集各种行业技术优势为一体的欧洲国家，开始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牛耳。
美国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功的跟随者，美国产业部门创造的流水线等工业生产组织方式，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规模化和标准化的代名词，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同时也把科学管理作为技术手段之一，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弄潮儿。
对于第二产业革命，中国也有所谓“黄金十年”的契机，但当时中国所引进的工业，如苏南地区缫丝工业的兴盛，都是发达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剩余，中国并没有建立起来一套完成的、适应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体系，农业国的性质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随后日本入侵又打断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我国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追赶的机遇。应该说，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几次工业革命，中国都赶上了世界的节奏，把这一误区阐明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没有抓住工业革命机遇的深层次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