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习惯用眼睛和相机去寻找只属于他的中国影像，对于他而言，21世纪的中国故事才刚刚开始，也必然精彩得不容错过
钱梦妮
刘香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不管问题怎样提出，他都有办法顺利地接过来，再悄然转化到自己事先想到要表达的内容上去。他的语速缓慢，中文当中夹杂着广东话的口音，偶尔在说某些关键词前停下来试图搜寻更合适的词汇；讲到后来，干脆用英文短语来表达最为贴切的意思。
刘香成1951年出生于香港，在福州长大，上世纪60年代去美国读书，70年代中期进入《生活》杂志跟随基恩·米利（Gjon Mili）学习摄影。1976年决定回中国，花了五年多的时间拍摄成《毛泽东之后的中国》。1991年，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的他独家拍摄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照片，因此获得第二年的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至今他也还是获得该奖项的唯一一个华人。
1997年，游历世界各地、参与过六场战争的刘香成定居北京，担任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等职位。62岁的刘香成，早上六点起床先去游泳，然后再开始繁忙的一天。白色短发，整洁的牙齿，还有大而圆的眼睛都标示出这个人活跃的精神世界。
“我那本《毛泽东之后的中国》1983年出版，在那之后我也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拍摄。”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将镜头持续对准中国这么长的时间。”
直到最近，他还受邀去拍郭敬明。“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但（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我拍艾青、曹禺，现在就有郭敬明、韩寒——他们代表着一定的人群，因为确实是卖了这么多本书嘛。”他把这个把青春文学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八零后年轻作家放在陆家嘴灯火阑珊的背景之上，用仰角拍摄出高大帅气的形象。
这幅作品被陈列在中华艺术宫里，连同其他几十幅刘香成的作品，一起构成“中国梦，三十年——刘香成大型摄影展”，从即日起到8月27日展出。过去的三十年中，他把镜头对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大街小巷，也对准了当今最为火热的当代艺术家、诗人以及电影明星。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用眼睛和相机创造了属于他自己这个版本的中国社会。
“20世纪最后的25年，很多重大新闻我都没有错过，但21世纪，中国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不要以为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变的，every few years you look away, China is moving（每隔几年当你回头再看，中国都在不断变化）。它值得我们好好地关注。”他说，“这个故事不要错过——这是来自我内心的话。”
可阅读的摄影
1974年，刘香成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最后一年选修了一门摄影课。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门课的老师基恩·米利是多么出名的摄影师；这个主修国际政治的年轻人就这样无意间踏入了那个关于创造性、关乎视觉的世界。
米利很喜欢他，就说服他去《生活》杂志实习。刘香成每天的任务就是帮助摄影师整理作品底片，再另外看书来学习专业技巧。他回忆说，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米利一生拍摄作品无数，根本不会再谈基础性的东西，而只谈对摄影的理念。“每天工作完之后，他会跟我一起分享威士忌。他切上一小片香蕉苹果，然后跟我说他怎么看这些图片。”他说。
摄影师和卡蒂埃·布列松是好朋友，他们信奉“决定性的瞬间”这个概念对刘香成日后的拍摄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解释说，创作一幅好的作品需要三个要素：相机快门、内心感受以及头脑思想——思想决定了什么东西在何时出现，以及它将带来怎样的意义。“只有这三者，”刘香成指了指自己的头、胸，用手比划了一个相机的形状，接着说，“同时合起来的那个瞬间才有意思。”
摄影在这个意义上，完全超越了人们日常对景物的观察。他举例说，可爱的小狗、漂亮的云彩、日出日落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重复的。但真正的摄影没法重复，也不是纯粹的记录，这是摄影最大的特点。
“今天的数码相机可以完全替你去想，所以叫做‘傻瓜机’。拍完之后还可以在Photo Shop里修理。这其实给人们造成了一个假象，以为这里面可以重复、（拍摄）跟思考没什么关系。”他说，今天的摄影是最简单的事情，但依然是最难的事情。“这个‘难’还是过去那个概念上的：一张画面有思想、有感情、有内容，在最理想的瞬间按下快门——三体结合的技术与艺术。”
而在这种原理的基础之上，刘香成从米利身上还学到“照片必须是可以阅读的”这个理念。
在刘香成日后丰富的驻外记者经验当中，在莫斯科的那几年可能分量最重。他很久之前就对苏联感兴趣，美联社为他争取到这个机会，十分宝贵。临去之前，在韩国的刘香成每天都去图书馆里看资料，翻阅大量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从文化、经济、社会、科学等八个领域所做的详细报告。
“这样做的结果是，同样一个时期对我来说有很多的reference（出处），不是单一的。”他说，“我在那个时代在莫斯科待了五个春夏秋冬，观察这个社会、交朋友、听他们说每一个人的版本，然后对你看的东西有一个解读。米利说怎么阅读图片，其实反过来就是你怎么看你周边的社会。看不到就拍不到。”
日常生活报告
展览中有一幅拍摄于1981年大连理工大学的作品，画面的当中，是全国很多高校校园常见的“毛主席立像”，雕像底座下有一个小伙子在溜旱冰，他双手伸展、单脚着地，似乎在练习花哨的溜冰动作。雕塑人像威严，玩耍的年轻人却显得如此自由活泼，两相对比令画面有着别样的张力。
刘香成1976年以《时代》周刊的外派记者身份回到中国，是为了用摄像机去描写一篇经历历史大变动之后普通人的生活报告。开始，这还属于新闻摄影的范畴，但随着他在中国拍摄的深入，其摄影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既有新闻性很强的照片，也有属于需要长期观察才能呈现出更深层变化的纪实性作品。
中国人的身份，在摄影师这里甚至是当初选择进入新闻行业的重要动机。“我有一种成为记者的冲动，想要追随我父亲的记者道路，这很自然。”他说，刘香成的父亲在香港时担任《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而之后在美国大学读到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他在书中看到许多和小时候经历相吻合的描述，更加深了他对中国与世界历史的渴求。
“我想要了解得更多，而新闻业恰好又是调查事物的绝好方法。”于是，他在为米利做完实习工作之后，得到了和时代集团总裁见面的机会。那次他被问这辈子想要做什么，刘香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自己想到中国去。很快，他便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并且还待得更久。
“我拍摄照片，以摄影的形式表达着我对中国、中国人的看法，我与西方摄影师、与中国国内的摄影师视角都不同。”他说，“如果不是早年在福州生活过，如果不是在性格形成时期有西方生活的经验，我绝对不会看到新中国这些细微的差别。”
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与经历，让他既可以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去感同身受，又可以像一个外国人那样去跳出当下、隔着距离理性看待。
这一点体现在他大部分的黑白作品当中。故宫里，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举着可口可乐玻璃瓶对着镜头笑；北海公园里，三个戴着夸张太阳镜的年轻人靠在栏杆上休息聊天；城墙脚下，两个年轻人面对面互诉衷肠，穿着黑布鞋的脚亲密地交叠在一起。
“陈丹青说我是‘域外人’。”他说，“这就是教育给我提供的不同元素，提供思考的空间，有能力去比较不同人的观点。你会在不同的版本、资料、记录里去找你自己的中国——只不过我是拿着眼睛、相机和胶卷去找。要找到你个人的东西，一个originality（原创），是需要a lot of hard work（很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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