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
按照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国小说是从历史中脱胎而出的，譬如《三国》，譬如《水浒》。这样的说法很有道理，再看几百年后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常常会发现作家们有着挥之不去的历史情结。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家族史”写作，厚厚的大部头动辄纵横几代人，所追求的意义，也大多是“颠覆历史”或者“重构历史”之类的。仿佛历史有着高于文学的价值，并且能够赋予文学以价值，某位作家如果具有了“历史眼光”，那么恭喜，他的层次一定比同行高不少。
然而文学反过来影响历史书写的时候也不少，或者说，历史同样能因具有“文学眼光”而受益。李洁非的《野哭：弘光列传》与其说是一部另类的断代史著作，倒不如说是以文学的视角去考证历史的典范。南明小朝廷的弘光皇帝仅在位一年，而作者却在这一年的螺丝壳里做出了喧闹无比的道场，他不仅写到了末代皇帝朱由崧，重臣史可法、左良玉，思想家黄宗羲这些毫无疑问会出现在历史中的“头面人物”，而且还以相当的重视程度书写了鼓书艺人刘敬亭、少年文人夏完淳乃至于隐士、妓女等等只有“稗官野史”才会发掘的“边角料”。恰因这种让人联想起《桃花扇》的文人关怀，李洁非笔下的南明史不限于金戈铁马，而是具有了质感亲切的丰富性。
具有同样特质的“历史书写者”还有很多，最典型的是几本文学期刊上长期保持的历史散文专栏。李辉长期在《收获》杂志开设“封面中国”栏目，他以著名的《时代》周刊上出现过的中国人为切入点，探究过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军事、外交等等方面的关键事件。尽管以新闻考证历史是近当代史学的常用方法，但李辉的行文无疑不愿意止步于考证本身。人物性格、人物在面临重大转折点时的心态、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都成为了他书写与再现的题材。相比之下，《当代》杂志上冯八飞所写一系列关于岳飞的文章，则将文学的“性格”凸现得更加强烈一些。在冯八飞那里，寥寥数语的史实仅仅作为背景存在，甚至对岳飞、宋高宗和秦桧等历史人物的塑造也只是手段，他更加感兴趣的在于直抒胸臆，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情感强烈的评价与判断。虽然被冠之以“史记”的栏目名，但冯八飞写历史与其说是为了记录知识，倒不如说是为了抒情言志。而毫无疑问，抒情与言志不仅是中国文学的传统，甚至是诗歌的专长。
或许上述具有“文学眼光”的写作方法，对于专业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而言是简陋、随意的，但上溯千年，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与“史家”之间的区别也许远不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这些作品对于今人更切实的意义，则在于使人除了记住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决定要素是生产力”等等铁打的规律以外，还有它抹煞不掉的蛛丝马迹、草蛇灰线、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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