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宇更愿意从世界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民国时期学术观点和方法的形成过程，而陈寅恪正好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和突破口
高远致
[ “陈寅恪的研究中还是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动机的，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在于，没有把这种情绪过分地带入学术研究” ]
关于陈寅恪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着力点主要是其归国以后在清华园、西南联大和中山大学的工作和活动，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一般也基于隋唐史和晚年“颂红妆”的著作。《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作者陈怀宇认为，“这当然跟国内学者比较便于挖掘中文世界的材料有关，也与他们更熟悉陈寅恪的中国史研究有关。”
陈怀宇任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曾赴德国游学，他关注德国的东方学研究，着重留意了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的情况，“陈寅恪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学者，他的老师是怎样的，他以前生活的环境是怎样的，他修过哪一些课，有过哪一些同学，哪些师友可能对他产生过影响——作为历史学者，不可能不感到好奇。”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陈怀宇有意识地寻找材料，又不断发现更新的材料，渐渐拓展了陈寅恪早年留学生涯的生活形态和师承脉络，最后写出《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陈怀宇更愿意从世界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民国时期学术观点和方法的形成过程，而陈寅恪正好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和突破口，“他的学术转型、观点、思路，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学术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祛魅
记者：了解陈寅恪早年的师承、行止，对于我们理解陈寅恪有何意义？
陈怀宇：以前我们谈论陈寅恪最多的，就是一心学术、不问政治。但其实他本身还是有许多价值关怀在学术当中的。比如他研究佛学，并不是阐释佛典的玄奥，而是通过其对西域语言的精通，去面对汉文化语境下的宗教问题。
从陈寅恪写给陈述和陈垣的信中，我们可以感到他对日本学者在相同领域成果的某种焦虑情绪，同时也能看出陈确实有与日本学者一较高下的行为动机。毕竟在本民族、本文化的某些领域，看到来自东洋日本的学者屡出成果，确实有刺激作用。陈寅恪的研究中还是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动机的，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在于，没有把这种情绪过分地带入学术研究中，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他能保持客观、冷静，不会一味鼓吹“国学”、“儒家”；但是他在中年以后的治学转向，从以历史语言学的手法，利用“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研究西域边疆，到中年以后转向中原大陆，开始研究魏晋、隋唐，这背后是有“与日本学者争短长”的这种民族自尊心隐隐起作用的。
这本书的另外一个要旨就是，重探陈寅恪的学术师承，了解同时代的海外学者对他的影响。他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学者，固然有天才的一面，但天才也需要学术训练和师承传授，不可能突然成为学术大家。
重新探寻陈寅恪的早年留学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学术方法、思路是怎么来的，受到了哪些西方学者的影响，他自己又基于中国的现实做了哪些修正或是改良。现今“东方主义”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少部分人动辄就用这个词来指责海外的学者和著作，有些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就很难说了。回到陈寅恪，他也是在德国东方学的学术传统中被训练出来的，看似是传统的“考证”，但很多治学方法和思路，已经跟现代意义上的学者相差无几了。所以东方主义的批评思路不能被简单化，陈寅恪就是德国东方学的出身，早年学术甚至中年学术中仍有很多东方学的影子，但是他的研究之出色却是公认的，这也许证明了其实学术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那么多的“扭曲”与“意识形态”吧。
记者：书中有些有趣的提法，比如认为陈寅恪早年的留学成绩并不突出，以至于对其获得学位产生了影响；还有对他的西域语言能力，也有比较“节制”的看法。这与坊间流传的他“留学读书不求学位”、“精通十几门外语”似乎反差颇大。
陈怀宇：我们不能因为陈寅恪在学术上的卓绝成就，就把他认同为一个“全能”的学者。社会上的一些“传说”有想象的成分。
“留学读书不求学位”，有民国时期口耳相传的以讹传讹，也有后人穿凿附会的一厢情愿。陈寅恪在哈佛时，不像好友赵元任和俞大维，他从没拿过奖学金；当时在哈佛有9个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学生，出了4到5位大学校长，只有陈寅恪没有拿到学位。这并不是说陈寅恪没水平或是成绩不好，我想说的是，他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学者，一生中最重要、最华彩的著作，都是中年以后写出来的。
至于“精通十几门外语”，对于学术研究来讲，精通外语只是工具，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语言，做出别人做不出的学术成果，“精通语言”才有价值。很多欧美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会几门甚至十几门外语，在西方并不稀奇。同时，“精通”一门语言是非常之难的，很多欧洲学者生长在欧洲语言的大环境中，都不敢说自己“精通”某一种语言，陈寅恪纵使绝世英才，也很难说得上门门都“精通”。
陈寅恪研究中使用这些域外语言，绝非一味炫博，而是学以致用，用这些语言来解决实际问题，得出有深度、有意义的结论。把重点放在“精通十几门外语”上，而忽视陈是如何使用这些语言工具进行学术研究，无疑是买椟还珠，错失了要点。
虚与实
记者：“陈寅恪热”已经大体从较通俗的对人物生平、文化史、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阐释，转向考据、实证、探讨其学术和对后世学术的具体影响上，你是否认同这种趋势？这一趋势形成的原因？
陈怀宇：确实存在这种趋势吧，有些也是时势使然。他的家世、回忆、年谱这些方面，很可能根本不会有多少人去关心。但社会需要一个在学术上极为权威，在人格上极为独立，在身世上比较传奇，在治学上得到世界承认的这么一个中国学者，去想象、去景仰，乃至去神化。尤其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完全应和了上世纪90年代中叶中国社会思想的巨变。陈寅恪能为民间社会提供文化和精神的想象；同时，他也被借来，用于表达对当代学术界乱象的失望和不满。
但是，陈寅恪生平在过去这十几年可能被“挖掘”得太彻底了，而且对于他的很多社会想象和心理需求也趋于停滞了，所以这方面的书籍也日益变少。但是学术界对于陈寅恪史学和诗歌研究的关注，却是常有常新的。一方面得益于很多新资料、新档案的发现和利用；另一方面，对某些如陈寅恪一样的重要学者的考察，也是学术史研究本身的题中之义，不会因为外界对于“陈寅恪热”的喧嚣或沉寂而产生波动。大体上，学术界讲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著书立说不会赶着热闹去出版，比起通俗的“陈寅恪热”，学术研究的出版就显得慢很多了，所以大体上会呈现出这么一种趋势。
记者：陈寅恪已经和胡适、王国维、钱钟书一样，成为文化坐标，大部分国人可能不太知道、也不太关心他们具体做了什么研究，对学术史又有何种意义，他们更关心所谓“学人风骨”，名人轶事、掌故，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言论。陈寅恪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还有“务虚”层面的意义吗？
陈怀宇：陈寅恪算是民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他专心著述，潜心研究，除了学术论文和笔记外，很少会就时政、社会现象等问题写文章。换句话说，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不为社会民间潮流所动，也不主动介入政治纷争。这不代表陈寅恪对现实世界没有自己的观点，相反，从家人、朋友的回忆上看，他对民国政府、时事要闻，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没有把学术生命耗费在结交达官贵人或是野心从政上。他有他自己的学术关怀，也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上面去，他最后的成功与这种专注是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陈寅恪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他与学衡派走得很近，但是并没有对传统中国的一味鼓吹；他从西方学成归来，也没有完全生搬硬套欧美的学问路数。他的研究中，有对本国研究状况的担忧，有对别国（尤其是日本）卓越的中国研究的民族焦虑，也有对本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反思。正是这种批判的精神，科学的态度，使得陈没有迷失在“考据”和“历史语言学”的迷宫之中，相反，他走出传统研究的小格局，用更宽的眼界和更长的视角来重读历史，最后开创了一片天地。
他的一生，追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自居“少数派”，不随波逐流，不曲学阿世，虽说这已被说得太多，但我觉得这些态度和精神，对于当今社会仍极具现实意义和教化价值。
责任编辑：刘万明 SF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