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实
在经济学领域，稳定政策一直充满争议。面对“政策制定者需要对经济周期作出反应吗”这样的关键问题，经济学家们的回答莫衷一是。一部分人认为，宏观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在各种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之下，政策调控能够起到“稳定器”的重要作用。正如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所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而另有一部分人则认为，宏观经济本来就是稳定的，政策调控不仅不能起到稳定作用，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波动性来源，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我们需要的不是把经济之车的方向盘转向不可预期之路上的高超政策司机，而是需要作为稳定物坐在后座上的政策乘客。”
尽管争论并没有得出令众人信服的结论，但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如此一来，相比“是否需要政策干预”，“如何进行政策干预”显然更具有现实意义。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并由此展开了对单一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政策效应和政策制定的一系列理论研究。
这种对单一政策的研究由于“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的发现而遭遇了发展瓶颈。米德打开了经济世界的“潘多拉宝盒”，第一次通过系统、理性的理论揭露了单一政策调控在复杂经济状况下的无能为力。在其名著《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里，米德通过分析国内经济变化与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互动关系，探讨了开放经济中国家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统一问题。在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实现其政策目标时，经常会出现国内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恶化并存的局面，恢复国际收支均衡又会引起失业增加，即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难以同时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米德冲突”。
米德在其简单的“两国—两政策”模型中列举了三个“米德冲突”的经典案例，显示了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冲突的多样性：本国或他国的自发紧缩、生产率变化、需求结构扰动都可能会给一国带来政策选择的左右为难。通过这经济冲击来源迥异的三个例子，米德传递了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较为频繁，在较长的时间序列里，内外均衡的缺失更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意味着单一金融政策调控不仅是尴尬的、两难的，还是无力的、危险的。只有运用政策搭配才能将经济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为最小，才能让一国经济最大限度地趋近内外均衡。
虽然米德论述了内外均衡冲突中政策搭配的现实必要性，但他的定性分析并没有给政策搭配提供一个系统的定量分析框架，这个工作由计量经济学重要开创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完成。在其《经济政策：理论和设计》中，丁伯根通过引入系统工程分析理念，建立了一个描述全部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一般结构模型。在政策目标明确的前提下，这个简单的一般模型能够得到两个广为人知的“拇指法则”：一是政策目标全部实现的必要条件是政策目标数目不大于政策工具数目，即“丁伯根法则”；二是政策间的协调配合是必要的。
但就算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满足了“丁伯根法则”，也并不必然会解决“米德冲突”。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同政策在政策范围、政策传导、政策时滞上的差别使得整体效果的实现过程更为复杂。如何用政策搭配解决米德冲突？蒙代尔借用简单的两目标—两工具模型分析，提出了“绝对优势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即把政策搭配中的每个政策工具指派给它具有绝对或相对效应优势的政策目标，这就是著名的“蒙代尔指派法则”。
然而，无论是强调宏观政策不能野心太大、目标太多的丁伯根法则，还是强调宏观政策需要目标明确、有的放矢、相互配合的蒙代尔指派法则，都只是为应对“米德冲突”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原则。所谓“是药三分毒”，每个政策工具都对实体经济的不同部分产生或大或小、或好或坏的复杂影响，宏观政策不是万能的。在2007～2013年的金融危机，没有宏观政策的救助、刺激和引导又是万万不能的。如何化解新形势下的“米德冲突”，这不仅需要理论的启迪，还需要大胆又不失审慎、创新又不失监管的政策实践。 □
责任编辑：杜琰 SF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