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
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家族企业的发展路径很清晰，从企业生命周期看，家族企业在度过创业期后，分化为两条清晰的发展路径。一条是走所谓隐形冠军的路径，即在一个细分的行业中建立核心竞争优势，并保持适度规模以及家族的控制和经营。在欧洲和北美，对GDP贡献超过50%的中小企业（SME）都属于这一类型。
另一条路径是家族企业不断发展和扩张，达到一定规模，就走向公众公司。在这种发展路径下，家族企业的股权不断稀释和分散，所有权和经营权甚至决策权分离，家族仅仅成为企业的一种象征和符号。许多知名的跨国公司都属于这一类型。
这时家族传承就演化成为公司治理问题，而职业经理人问题也同时演化为代理问题和监管问题。由于公众公司具有较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因此西方顶级学术期刊和商学院的学科设置都是基于公众公司展开的，从而形成战略、市场、财务、人力资源等诸多领域的显学。
西方家族企业的发展路径很清晰，要么是家天下，要么是公天下，由此引发的如传承等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很清晰。
但是中国家族企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发展的第二条路径，即发展到公众公司阶段，具备了西方现代公司制度几乎全部特征后，家族企业创始人仍然希望将家天下和公天下熔于一炉。
一方面家族企业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引入职业经理人高管阶层，不走向公众公司，就无法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壮大走向公众公司之后，家族企业创始人仍然希望保持对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的控制，并坚定地希望将这些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女。
因此，家天下和公天下的矛盾是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面临的传承之困的本质原因。
要破解这一传承困局，要从中国固有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情境入手。西方家族企业之所以形成今天的两条发展路径，源于西方一千多年以来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情境。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路径是与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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