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是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概念，意思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让绝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福祉提高的增长。与之相反的概念是攫取性增长（extractive growth）。2012年，MIT教授阿西莫格鲁在著作《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中重点讨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以之作为解释国家经济社会成败的核心要素。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变得无人不知了。
但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有可能在不同地区，同时施行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印度就是一例。近日两位印度研究学者Samuel Paul 和Kala S.Sridhar撰文指出，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都邦与印度的北方邦的经济增长模式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很可能就是由于制度包容性的差异所导致。
从一项十余年的统计来看，泰米尔有73%的人口属于较低种姓（即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阶层），比例奇高。而北方邦只有54%的人口属于较低种姓。但2010年的统计表明，北方邦有39.4%的农村人口和31.7%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全印度排在倒数第二。而泰米尔只有21.2%的农村人口和12.8%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这似乎与我们的直觉不相符。高种姓的人群，应该比低种姓人群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和财富，可北方邦却远远落在泰米尔的后面。
从历史来看，泰米尔地区一直聚集着大量的低种姓人群，所以这里也是印度社会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金奈一直是加尔各答和孟买之外，印度的另一个深受英国影响的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地处南部，它还包含了反抗北方印地语文化、反抗婆罗门阶级的文化因子。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早年就在泰米尔地区通过泰米尔语电影得到广泛传播。那时候还没有宝莱坞。所以泰米尔地区的社会运动要比北方邦活跃很多。这些社会运动把更多的低种姓穷人推向工作岗位，使得他们也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祉。从邦一级的政治来看，泰米尔邦的政治权力绝大部分掌握在低种姓人群手中。他们也确实推动了低种姓人群的脱贫致富。
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互动的、自我实现的机制。随着低种姓人群逐渐在经济增长中获益，他们就会通过政治选举或社会运动，要求更为包容的制度，更充分、更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所以两位研究者把文章的标题定为“包容性增长的需求一面”，表明包容性制度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底层人民不懈要求下才逐步实现。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的因素，也许并非由拥有实际权力的政党决定，而更多地受到看似无序、实则有力的社会运动的影响。虽然我们很难从有问题的过期数据中推断泰米尔和北方邦的近期经济表现，但过去上百年的社会运动历史，已经帮助泰米尔邦占据一个拥有极大优势的位置。随着时间的增长，包容性制度必定会显露出更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