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鲁迅一生在绍兴、北京、上海都比较长期地居住过。三地都保留着他的故居。北京的故居被包围在鲁迅博物馆内，几间昏暗的小屋，显得逼仄，透不出气似的；与许广平恋爱时通信里提到的那间带有大玻璃窗的“老虎尾巴”，也不如想象中的别致；而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著名的两株枣树也不似鲁迅文章描写的那样，于默默中满蕴着刺向夜空的情绪。这里没有多少鲁迅的气息。在过道上颇为惆怅地茫然四顾，我恍惚间看见朱安女士苍白的脸一闪，单薄的背影，撇着八字脚悄没声地拐进一扇门里了。朱安在这里住的时间比鲁迅长得多。
相比之下，绍兴满城都罩着鲁迅的氛围，特别是百草园鲁迅故家的门前屋后，少年闰土腼腆红润的脸庞与麻木恭敬叫一声“老爷”的中年闰土似乎会同时出现；细脚伶仃的“豆腐西施”也会随时倚门哗笑；塾师出了三味书屋，端肃地走在青石板路上；高高的当铺柜台上露出半截脸，投下一道目光；而河边桥下一艘由孩子们驾驶的夜航船悄然离岸，驶向灯火通明的社戏舞台……这一切处处印证着鲁迅作品中的绍兴。
而上海的鲁迅故居是在萧红、梅志们的回忆中早已清晰地展现出来的：楼下的布置、楼上鲁迅的书案、眠床的位置、躺椅背上搭的薄毯、海婴跑上跑下的楼梯、许先生挂在窗外风干的一网兜荸荠……在这里曾有那么多次友人聚会，深夜聚谈，最后是——他的病、死。上海十年是鲁迅最成熟深沉、杂文益发老道精粹、地位与声望达到顶峰的时期，但是不知为什么，这里藏着悲怆的况味——读他这个时期写的信，也有这样的感觉。
上海这个城市，风格是太“海派”了。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青帮红帮在这里啸聚，左翼右翼在这里较量，租界里的洋人，政券交易所的商贾，咖啡馆里的文人，灯红酒绿，霓虹闪烁。茅盾《子夜》中，乡下的吴老太爷一到上海，就被现代大都市缭乱的声光电以及女人暴露的胳膊大腿刺激得一命呜呼了。
《子夜》称得上是把到上海（也是中国）的经济脉动的小说。茅盾自改革《小说月报》、参加共产党“一大”就住这里了。但要说看茅盾故居，不论上海还是后来他长期居住的北京，都不如乌镇更有他的气质。乌镇，特别是还没有改造成旅游景点的西栅，去那儿一看，正是他的《林家铺子》的背景。电影《林家铺子》就是在那里拍摄的。就像去天津看曹禺在意风区的故居——他父亲，一个退职军人置下的房产——虽然也是小洋楼，里面的房间却多而狭小，一扇扇的门，不够通透，令人想到雷雨将至前的沉闷；而转过街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那轩敞的门厅、开放的大书房、高大的书柜、宽大的书桌，处处显示着一个大人物的气魄；进门大厅里迎面挂着他的学生蔡锷将军的大画像，老师挂学生的画像在中国少见，正昭示着饮冰室主人的开阔的胸怀。而“康梁”的另一位康有为，晚年在青岛的居所，面向松树、大海，有些荒凉，但境界也是阔大的。居所与人，有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
城市与人的关系则较为复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海不是哪一个人的，或者说，有鲁迅的上海、茅盾的上海，也有萧红萧军的上海——萧红、萧军如今天的“北漂”，那时只是漂在上海，幸运地在鲁迅呵护下，写的却是遥远的东北。萧红的故乡是呼兰小城，她的家，和普通东北人家一样的住屋与菜园子，似乎与萧红没有什么精神性联系。萧红那时一心要离家出走，走到哈尔滨，去北京，去青岛，去上海，去日本，去武汉，去香港，正如她的诗：从异乡又到异乡。萧红是流浪者、追寻者。丁玲又何尝不是这样？从湖南常德出发，到上海，到北京——其实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作家，离开故乡后，走的是大体相似的路向——向新思潮汇聚的地方去。北京、上海、广东，一时汇聚多少天下英才！然后抗战，内迁四川，然后有人留在重庆，有人去了延安……在流亡与追寻中，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
而在鲁迅、丁玲、萧红那一批文人离开上海五、六年后，在沦陷区上海，张爱玲横空出世，如她那本《传奇》的封面上、那个现代女郎侧身突兀地闯进仕女图中。张爱玲是另类，她有自己的路径，非主流路径。
张爱玲与上海、与香港的关系，都是亲昵厮混式的融合。这是新一代城市中长大的作家，远离了乡村中国。在她租住过的公寓楼上，她与姑姑、女友炎缨俯身下望的阳台，隔着半个多世纪看过去，仿佛她刚刚转身进屋、留一句低声戏谑如碎纸片如断翅蝴蝶飘然洒下来。而屋子里，是胡兰成描写过的、如《三国》里孙尚香的闺房那样有“兵气”的陈设：夸张的西式家具式样与黄灿灿的颜色刺激，一派现代文明浮华喧嚣的张扬，丝毫没有预想中的淡雅书卷气。这个名门望族的末世女儿，后来为臆想中爬满生命华袍的虱子所惊扰，在美国频繁搬家，再也没有作张作致的气力，也没有道具，只剩几只纸箱。
张爱玲一辈子也没有得到一个安稳的家——童年时父母争吵、母亲离家出国游荡，青年时遇人不淑、与胡兰成求不到“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终局，中年在海外与美国丈夫赖雅的老少配、更像是暂栖——所以在《小团圆》的结尾，这位标新立异、粉丝无数的女作家展示她梦中愿景：最普通平凡、却是她始终没有得到的sweet home——连她本人也自嘲，说是“俗艳得像着色的风景明信片”——“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
但这也只是女人的家，不是作家的家。作家的家，想来还是张爱玲在上海租住的公寓，那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定义的写作的女人该有的“自己的房间”，她在那里写小说、成名，然后接待来访的胡兰成，倾谈，倾慕……人生显现华美的一面，“虱子”尚未来袭。但张爱玲意识到那“惘惘的威胁”。
与张爱玲在1949年之后抽身远引不同，大部分作家为新中国的建成而由衷地感到欣悦。胡风由于文艺思想问题，之前在重庆、在香港都已受到来自党内正统理论家的批判，在建国之初，他的处境有几分微妙的尴尬。但他仍热情饱满地写诗，歌颂新中国诞生，兴致勃勃地要求到北京工作，并计划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了。他写信给在上海的梅志说：“生活上一直都是由你操心，这次我一定要为你尽力，为你们安排一个舒适的住处。”他花两千多元买了一个小四合院，花三千元重新翻修，折腾了几个月。这座位于地安门内太平街甲20号、由胡风亲手打造的家，有四间北房、两间南房、三间西房，东房是厨房。胡风还亲自到花店买了四棵花木，一棵丁香种在女儿住的房前，也是他的书房的窗外；一棵桃树种在他们夫妇住的房前；一棵杏树种在小儿子住的窗前，说是让孩子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杏花，看到杏儿长大，可以有杏儿吃；最后一棵种在前院花池中。小院安静，位置也好，出胡同不远是北海后门，离什刹海也不远，夏晚散步到银锭桥上赏月很是惬意，而子女也可就近上学。夫妇感慨结婚二十年，总是漂泊，躲暗探，逃难，从没有安居过，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该有个像样的家，过过好日子了。
那时作家圈里兴起一阵买房风。老舍买丹柿小院，丁玲买多福巷16号院，都在王府井附近，大家的想法、心情也都是同胡风一样吧。丁玲将失去音讯十年的老母亲接到北京安享晚年。从几张照片看，丁玲多福巷这个居所很不错，庭院树木扶疏，客厅宽敞明亮，墙上挂着字画，瓷瓮里种着绿植，花瓶里插着几只孔雀翎毛。常有中央文讲所的学员们来座谈；一张老照片上，作家刘白羽、白朗、摄影家吴印咸在院子里与丁玲、陈明夫妇合影，时在1954年。而老舍在他的院子里殷勤愉快地侍弄他那些花花草草，勤奋写作，并经常招待北京文联的作家们，从附近的萃华楼饭庄订的鲁菜……
遗憾的是，胡风和梅志在这个温馨的小院里住了不到三年，胡风案升级为“反革命”，夫妻俩在1955年5月17日凌晨被公安部人员带走，从此再也没能回到这个家，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家——小院连同太平街都没有了，那里盖大楼了。
太平街，不太平；多福巷，福不多——1957年反右，丁玲被打成右派，前前后后的多福巷中的日子充满焦虑、痛苦。有一张丁玲与陈明在多福巷家中的合影，那是陈明去北大荒之前临别留影，虽然他们约定“不流眼泪，不哀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但照片上两个人神情凝重。陈明走后，多福巷的院落空荡荡的，此时自然不会有人登门拜访。丁玲一个人闷在家里，读外国小说，在巨大的精神苦境中煎熬。最终她决定离开北京文艺界这块是非之地，去北大荒。1958年6月，丁玲离开北京。
1966年8月24日后，丹柿小院中的种花人已不在人间。而就在这一年2月，刚刚在秦城监狱关了十年的胡风，被勒令离开北京、去四川安家，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悲愤绝望中，他还给老舍写过一封告别信：
舍予公席下：
共患之情不能忘，相隔之境不必通；出沐自由空气已月余，不应、因而也就不曾动过致候左右之心。
现已受命明日远戍，以阶下之身，所谓“辞行”，虽不一定是俗套，但此身此境只能成为对您的无礼之妄事。但回忆到相濡以沫的合辙之日，微末的悲欢竟未全消。当此后会无期之际，不寄奉片言略表多年来对我关怀的感谢，尤其是对我规劝的歉意，实不易慨然向茫茫前途挥袂而去也。
祖国正在华年，群芳竞放当指日可望，文事又正如稼穑，非撒下滴滴的汗水以至心血则不能幸致，足下深知此中甘苦，又正在境顺年盛之期，千祈珍重，珍重！
……
胡风与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文协同事多年，相处愉快，胡风看老舍是个正直的人，也是心里有数的明白人，故有这样一封令人感慨万端的信。他怎会想到眼下“境顺年盛”的老舍，几个月后竟沉湖惨死？那么当日收到这封信的老舍，心中会起怎样的波澜？他写了回信吗？其实是胡风隔绝世事太久，当时老舍处境已在悬崖边上。1964年以后老舍觉得慢慢地被遗弃了，人艺不找他写戏了，文联组织活动有时也不叫他。老舍之子舒乙回忆，一次老舍从外面回来，带着微笑，话却说的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那一年老舍生病住院，没一个朋友来探望，他心里很明白。
死者长已矣，生者且偷生。胡风、丁玲这样的人物被发配或自我放逐到四川、北大荒，而普通文化人集体下放“干校”。干校，应该算作一代文人的集体故居吧。
待到一切拨乱反正，待遇恢复，国家专门盖了高知楼，前门有一片，住着端木蕻良、韦君宜等人；复兴门木樨地有一片，住着胡风、丁玲、曹禺、周海婴等人；这也是集体故居。住在高知楼时，这些作家都已步入老境。丁玲还奋起创办文学刊物《中国》；胡风顽强地写他的回忆录，梅志悉心照料他……
我因工作走进几位作家的家已是1990年代，丁玲、胡风都已逝去；陈明先生还在为丁玲忙碌着，管理她的作品出版，参加丁玲研讨会，写文章澄清真相，为丁玲辩诬。梅志先生回答问题非常质直，待人是诚恳的好，没有虚礼，她家里有一只高脚瘦猫，炸着毛，吓得我惊叫，梅志先生一边安慰我一边敏捷地把猫呼引到另一间房里……曹禺先生，我见了他的本人，心里却觉得不像——也许是带着阅读、观看《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印象吧，那是激情青春的印象，连颓唐都是年轻的；而眼前的曹禺先生已是暮年，体态虚胖，态度蔼然，神情却有一点“空”。只是在说到他写《雷雨》激情澎湃、才思敏捷的状态时，他才瞬间焕发了神采，仿佛回到他的才华横溢、英姿勃发的年轻时代！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他一生最重要的几个剧本都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那样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