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承
从2002年郑州电视台所办的《周末面对面》开创电视问政先河至今，已进入第12个年头。
其间，武汉、兰州、西宁、长沙等省会城市陆续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电视问政栏目，至近两年，国内一些地级市也跟进开展，直至去年，湖南宜章县成为首个开创县级电视问政的地区。
今年5月，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连续两期刊载署名为王宁的文章，认为目前电视问政的整体格局是“热而不火”，并描述了三大现状：从空间和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还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政府官员尚难适应这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电视问政效果广受质疑。
一些学界的声音则认为，电视问政的出现，“有比没有要好”。
“让老百姓与主管部门一把手和专家直接对话，解决问题，是电视问政的初衷，”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对本报记者评论称，“这个平台客观上起到了搭桥效果，发挥了电视媒体的沟通作用。”
不过张志安亦承认，电视问政目前其本质并非完全的舆论监督，而是被作为地方治理的行政技术手段。
“电视问政确实有立竿见影解决问题的效果，但如何通过法制化、程序化的机制，变成城市或公共管理中的日常化的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此前曾对媒体评价称。
尽管评价不一，但各地的电视问政依然在争议中推动。
今年2月，武汉电视问政让多个职能部门公开承诺负责领域的整改时间，至6月，新一场的电视问政将集中展现整改的落实情况。时间压力下，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在4月面对32家相关责任单位负责人时要求，“时间很紧，各单位要紧螺丝”；
作为首个县级电视问政地区，湖南宜章县在去年完成录制5期电视问政节目后，于今年将再计划录制5期；
苏州的电视问政始于2011年末。至今年，将有8位主、副市长做客《对话苏州》栏目，以月播的形式，集中针对其分管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毗邻苏州的无锡市，也从5月25日起，推出一档全媒体问政节目《政风面对面》。
如何将电视问政栏目常态化与机制化，是各地推广这一制度面临的普遍难题。以苏州为例，《对话苏州》在前13期解决86个问题中的74个基础上，探索通过栏目推动出台地方性政策法规和红头文件，至今已推动出台了4个。
“我们不会选择一些需要官方部门特事特办的案例，而是针对热点领域，探索推动具有一般解决示范作用的案例，”《对话苏州》栏目主持兼制片人徐蕾对本报记者称，“特事特办虽然立竿见影，但并没有持续性。”
不过，另一地方电视问政的栏目负责人士则对本报记者坦言，他们对于力主推动电视问政的地方“一把手”因工作调动后栏目是否可持续，“感到有点忧虑”。
对此，《学习时报》刊文建议，应探索“以各级党委政府文件形式，把政府及其官员走进电视直播间与公民面对面交流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定期每月或每季度利用当地主流电视媒介开展官民协商”。
“强权收买不了人心和人脑，”上述文章称，“在公民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各国政府要为公众创造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机会，说服和动员公众追随政府，这样才能为国家建立起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民心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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