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劳佳迪 报道 制图 任萍
2009年11月，父亲刘洋在一场意外车祸中撒手人寰，这一年吴沁怡只有5岁，对家族前途和自己的命运还懵懂未知。
2010年5月，吴沁怡继承了刘洋生前任职董秘的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公司股东账户上的6.25万股。 3个月后，因这家公司成功闯会创业板，吴沁怡手里的股票突然变成了105万。
2010年9月，向日葵股价冲高到历史最高价29.5元，吴沁怡账面浮盈184万元——当然，6岁的她最感兴趣的是连环画和积木，对金钱没概念。
2013年初，董事长吴建龙撒手辞任、业绩巨亏数亿等绯闻缠住了这家公司，5月27日傍晚，两位董事更因违法减持限售股而被立案稽查，一时之间风雨欲来。
照片上的吴沁怡，刚读小学，额前留齐眉刘海，咧嘴天真地笑着，似乎全然不知发生在她身上的跌宕故事。娃娃股东，对娃娃们来说只是一个伪概念，却是A股引人瞩目的新鲜话题。
吴沁怡
持向日葵光能6.25万股
现年9岁，持股时6岁
字典上，沁和怡都是令人感官愉悦的柔软词汇，用于取名，可见父母对女孩未来生活的平和期许。吴沁怡出生的时候，父亲刘洋是否已经随行吴建龙左右不得而知。从招股说明书上的信息可以看出，吴沁怡是随了母姓。已知的是，就在她出生后的第二年，原本做化纤原料和针纺贸易出身的吴建龙横空跨界，摇身变作太阳能公司的掌门人，也就在那时，刘洋进入了公司核心决策圈，成了吴建龙的左膀右臂。
记者采访浙江一位熟悉向日葵情况的光伏圈内人士了解到，这家因在绍兴首个登陆创业板而风云一时的公司，其实是当时一波民间资本太阳能圈地潮的产物，吴氏家族凭着原始积累的资本优势，仅仅5年就拿到了上市钥匙。
不过，刘洋是不幸的，因为就在向日葵冲击上市的前一年，他意外因车祸去世。而这件事最大的结果也一定是他所始料未及，竟是一年后让自己还在上幼儿园的女儿成了镁光灯聚焦的中心。
刘洋遗留的股权被分成三份，吴沁怡和爷爷王世磷平分12.5万股，吴玉娟一人继承剩余的37.5万股。从后来16.8元的发行价看，吴沁怡手里的股票价值在A股丛立的造富神话中并不算一笔巨额，但由于当时她只有6岁低龄，所以瞬间被媒体“盯”上，“A股最年轻股东”的名号冠在了这个还在听《白雪公主》、《灰姑娘》故事的女娃娃头上。
到今年9月，向日葵解禁期满，股东们可以不再受《公司法》规定的限制，随意抛售股票，届时吴沁怡的监护人吴玉娟可以全权代为行使股东的权益。而从吴玉娟过去的动静看，这部分股份最终脱手的概率不低。
因为早在2010年上市后，吴玉娟就将在自己名下还未捂热的25万股，以每股1.5元的超低价转让给了吴建龙的哥哥吴建新，急于套现意图明显，另一方面似乎对公司未来3年的发展也缺乏足够信心。
而从近期向日葵的种种异动来看，吴沁怡的这些股票恐怕确实是持有时间越长就越不值钱。截止5月29日收盘，向日葵股价8.91元，较发行价腰斩，较最高点价格更是蒸发了7成。
公司的业绩也已经无力支撑股价的起死回生。2012年向日葵净利亏损3.3亿元之巨，相比2011年盈利3484万元，下滑了惊人的1070.17%。更让这位娃娃股东可能及早“逃离”的狼狈现实是：在上市的两年多时间里，公司23位董监高有半数离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2009年参与定增的自然人股东，其中包括从吴玉娟处受让股权的吴建新，7位监事更是悉数离职。
至于掌门人吴建龙也是疲态尽显、落荒而逃，在多次质押公司股权令其资产负债率超过60%之后，他于今年3月辞职。如此一来，半年后一解禁，他就可以绕过《公司法》规定，及时将股权变现。
掌门人尚且如此，那么即使股价止跌，若在3个月后及早套现，吴沁怡可以实际落袋为安的也就是五六十万元。
贾子成
持盛通股份562.5万股
现年9岁，持股时3岁
最年轻的娃娃女股东是吴沁怡，而A股最年轻的娃娃男股东则非贾子成莫属。在父亲贾冬临一手打造的印刷帝国里，他和姐姐贾子裕现在分别持有公司562.5万股股票。
从招股说明书上的信息看，贾子裕出生于1995年5月，这个月刚满18岁，贾子成生于2004年5月，这个月满打满算9岁，比吴沁怡只大一个月。
而和吴沁怡一样，贾子成姐弟也是幼年丧父。2007年秋天，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进入上市辅导期，当时贾子裕12周岁，贾子成仅3周岁，身为董事长的贾冬临却突遭绑架并被残忍撕票。
他身后的最大一笔财富就是盛通股份3000万股股票，作为夫妻共有财产，贾子成的母亲栗延秋继承了共计2250万股，由于爷爷奶奶自愿放弃继承，所以贾子成与姐姐每人继承375万股。
2010年5月，盛通股份转增股本并派送红股，使栗延秋持有北京盛通的股份增加至3825万股，两名娃娃股东持股数也都增加到了562.5万股。
不过，当时由于贾冬临的突然辞世，使公司的法人代表由于非正常死亡而突然变更，极大程度左右了公司上市的进程，导致公司在2007年的闯关意外失败，所以这笔遗产在当时也无法体现出账面价值。
直到2011年7月，公司才终圆上市梦。发行当天，只有7岁的贾子成股票账户里有了5625万元的浮盈，尽管在未来十几年内，他都将由母亲代行权益，但这笔纸上财富足以令同龄人艳羡万分。
而截至5月29日收盘，盛通股份的股价相比发行时，并无太大起伏，报收9.17元，也就是说，贾子成现在账面上还有超过5000万元。这对一个黄髫小儿来说，无疑是极高的财富起点。
贾子成、贾子裕现在的任务只有自己的健康成长，而无需分担家族企业的成长压力。相比之下，从兄长手中接过董事长之位的贾春琳则万斤重担在身。最直接的一个是：由于包装印刷的销售和生产均未达到预期规模，公司2012年的净利润只有3000多万元，同比减少了12%，而上半年情况更糟，净利同比下滑30%以上，期间掌门人的运营压力可见一斑。
“就公司法、企业法和相关企业登记条例，只规定了股东或投资者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并没有对股东或投资者的法定年龄作出限制，事实上也无法限制。 ”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对记者表示，像吴沁怡、贾子成这种未成年人对原股东股份的继承类型，只要依法办妥相关手续，是不应当受到限制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则强调，《民法通则》对公司股东的行为能力有明确的规定，未成年人在行使权利承担义务时，必须经过监护人同意。而由于贾子裕、贾子成享有的股东权利都由母亲代为行使，目前栗延秋持有和控制公司50%股份的表决权。
龚含远
持三五互联65万股
现年16岁，持股时13岁
在贾子成登台之前，“造富机器”创业板上最年轻的股东是13岁，记录保持者来自三五互联的龚含远。而他的持股也是经历了一番失父的彻骨疼痛。
2008年12月，终年只有43岁的龚少峰因肝病永远抛下了还在读小学的儿子。据其朋友追忆，龚少峰在IT界算是半路出家，他原先是闽北日报的记者，曾在海峡都市报任部门副主任，后来加入了弟弟龚少晖的公司，担任副总之职。
龚少峰去世后，他名下持有的29.06万股由其父母、妻子喻建红和龚含远4人共同继承，人均7.265万股。之后，龚含远的母亲喻建红又将其持有及继承的14.53万股无偿赠与，于是还在读小学的龚含远名下的股票已经累积到了22万股，占总股本的0.54%，由母亲代为管理。
此后，经过两次分配，龚含远的持股量又增加到了65万股。由于他及监护人自愿承诺其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5年~60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监护人除外）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所以尽管三五互联在2009年就已经上市，龚含远距离自己持有的股份解禁，还有2年时间。
到那个时候，龚含远也将满18岁，拥有了自主处理股权的权利。不过，或许会令他尴尬的是，这部分股权的变现价值也正在急剧缩水。 2009年上市之初，虽然龚含远只持有22万股，但身价已近千万元，如今持股数翻了三倍，市值却缩水到了861万元。
而这家被IT业内人士称为 “福建阿里巴巴”的三五互联，虽是国内最大的企业邮局供应商，同时也是业内少数以直销模式为主的软件运营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业绩质疑。
记者翻阅三五互联近年来的整体业绩，惨淡到了“机构都不愿踏足调研”的地步。从2010年到2012年，其净利润分别为0.35亿元、0.25亿元、0.03亿元。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约6054万元，比去年同期下滑10.7%，净利润则亏损321万元，同比狂降2024.70%。
现在侄子龚含远或许还不能体谅叔叔龚少晖的压力。因为自2010年2月上市之后，以企业邮箱和网站建设为主营业务的三五互联，正是在这位风云董事长的带领下，开始投入巨资打造移动终端业务，但时至今日，该业务已经行至困境，并且拖累了公司的业绩。
据媒体报道，曾经作为三五互联移动终端销售代理的厦门友派通讯有限公司，被其内部员工指为上市公司关联企业，该公司从2010年成立至2012年倒闭；在2011年，三五互联将移动终端业务向其重金扶持的子公司厦门三五互联移动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转移，而如今后者也亏损严重，已经面临倒闭。
从去年的情况看，公司除了网络域名收入和网站建设收入略有增长之外，企业邮箱收入下降5.75%；移动终端产品收入下降15.44%；软件产品销售收入下降29.46%；移动电子商务收入下降3.27%；其他产品收入下降9.21%。
郑宇轩
持北京银行130万股
现年16岁，持股时7岁
1997年北京银行第一次进行股份制改革发行原始股时，郑宇轩刚刚出生，在后来的7年间，曾有过四次认购股份的机会，在父母或者其他亲属的“授意”下，他“加入”了认购大军。
在招股说明书公布的 《非员工自然人股东名册》上，郑宇轩排名十三，共持有130万股。记者注意到，这远远超过了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所拥有的45万股。
“非员工的认购，最典型的时期是2004年增资扩股的时候，当时银行一下子吸收了500多个自愿投资的非员工股东，因为当时不能登报招募，所以这些股东很多也和内部员工沾亲带故，或者是曾经和银行打过交道的客户等，都是有些内部资源的，郑宇轩是不是那个时候认购的呢？ ”北京银行一位资深员工对记者分析。
还有知情人士对记者深剖其身份：郑宇轩的父母其实都是律师，其父正是北京银行法律顾问，其母也曾为北京银行提供过法律服务，因为都参与银行资产保全部的法律事务工作，所以在2004年经由内部员工的介绍解囊参股，这时郑宇轩7岁。不过，此说法未经官方证实。
可以确知的是，郑宇轩这样的娃娃股东在北京银行并不寂寞，在前1000位的非员工自然人股东中，90后的股东共有10位之多，1985年~1989年出生的股东也有13位，持股数量都在10万股以上。
其中，排名第一的吴振鹏生于1984年，持股500万股。 “吴振鹏是在北京银行2004年第四次员工认购时买下股份的，以当时1.9元的价格计算，当时他花了950万元来购买原始股。 ”北京银行董事办工作人员如是解释。换言之，虽然不像郑宇轩那样低龄持股，吴振鹏在2004年也只有20岁，父母亲属的幕后痕迹明显。
北京银行董秘杨书剑介绍，吴振鹏系经由北京银行某支行行长介绍才参股的。据他透露，这个支行行长是福建人，所以认识了一些福建的民营企业家，吴振鹏亦是福建人。
另一个被关注的娃娃股东是杨之光，他生于1988年，1997年认购30万原始股时尚未成年，只有9岁。杨之光的父亲曾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是财经科班出生，他本人也认购了一部分股份，当时是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的高管，这家公司更是2000年至2004年北京银行四次增资扩股过程中，接连购入法人股，累计持有3.02亿股份。
这些批量诞生的娃娃股东们都在2007年9月饱食甜果。北京银行上市首日股价就大涨81.44%，以上市当天22.68元的收盘价计算，共催生了多达4147位百万富翁，其中2位股东身价破亿，在北京银行本行持股员工里，也有1171人成为百万富翁。
“正常情况下，1岁的小孩子去做股东并不违法，但北京银行的特殊之处在于有大批少年股东。 ”宋一欣对记者说，未满18岁的娃娃股东只能由监视人代替行使权力。他们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巨额股份，背后又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尚在浑沌之中。
党唯真
持莱美药业41万股
现年19岁，持股时15岁
A股娃娃富豪的诞生背后，多数与辛酸的童年经历相伴。幼年失去亲人的痛楚，在重庆本土最早登陆创业板的莱美药业公司也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这一次，这个既幸运又不幸的孩子名叫党唯真，根据莱美药业的招股说明书，其身份证显示生日为1994年，共持有41万股，占公司股份的0.60%。他位列自然人股东的第九位，同时截至莱美药业招股书签署日，他还是公司第十大股东。记者注意到，党唯真的住所登记地为重庆市渝北区龙华大道×××号×幢，与莱美药业注册地一致，均为重庆。
党唯真持有的这部分股份，是从母亲张慧处继承而得，那一年他也只有15岁。张慧生前任莱美药业副总经理，于2007年4月25日因病去世，其出资41.84万元中的20.92元由其丈夫党志军依法拥有；另外20.92万元出资则由儿子党唯真继承。
此后，党志军转让8.11万元、党唯真转让0.43万元，共计8.54万元出资额给宋春燕，党志军转让12.81万元出资给王勐。经过此次转让以及后来的多次变更，党唯真最终持有莱美药业41.26万股，并现身十大股东之列。
由于莱美药业的发行价为16.5元，党唯真持有的这部分股份对应的账面价值达到680.79万元。而公司4月25日停牌之前，股票收盘价为每股20元，这意味小党账面浮盈820万元。
虽然也曾顶着娃娃股东这样的头衔，如今已经年满18岁的党唯真在这个群体中起了一个表率的好头，在学业方面非常争气。记者了解到，他曾就读于重庆市新村小学和巴蜀中学，并作为推荐生成为清华大学“领军计划”的一员，最终高考降60分被国内这所顶级学府理科录取。
对于娃娃股东现象，曾有许多人担忧少时的财富盈盆会影响心理健康，反而成为阻挠积极成长的阻力。因为根据股东平等原则，无论是成年股东还是未成年人股东，都应当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而在舆论和社会的关注下，这些已成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娃”的“娃娃股东”能不能安心学习、创业，似乎应该打个问号。
无疑，面对这样的争议，党唯真以他的实力成为了正面代表人物。
娃娃持股的两大盲区
可能出现利益输送
娃娃股东的背后，可能是一段伤心的往事，但也可能存在利益输送的漏洞，因为某些人可以将通过非正常途径得到的股权转移到孩子名下，以掩人耳目。
如果是因为继承或赠予而成为娃娃股东，很有可能上市公司会出现监护人一人行权多人股份的问题，从而存在关联交易的风险，留下利益输送的漏洞。另一方面，娃娃持股也可能客观上让金融违法犯罪行为（如洗钱）被掩盖。
此外，如果父母将自己的股份“赠予”给子女，或者通过非正常途径将股权转移到孩子名下，还可以规避税收，包括今后可能征收的巨额遗产税。而由于目前中国还没有赠予税，现在把股权转让给孩子，也可以避税。
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自然人股东的股权转让所得应按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但对于赠予，尚无明确说明，这也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真空地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认为，从各国的法律规定与惯例来看，都没有对股东的年龄作出限制性规定，这并非是一个漏洞，反而是对公民私权的保护。另依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如果其他股东不予接受，或公司章程有约定，其他股东也可以否决其取得股东身份，未成年人股东可将股份转给其他股东或者其他人。
监护人变更存风险
“有限公司虽然是‘资合’公司，但对于公司股东而言，公司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合’。未成年人股东取得公司股权后，如果监护人不断更换，很可能使得公司的整体发展受到影响。毕竟当初其他股东接受的是这个未成年人，而不是他的监护人。并且，即使一并接受了他的监护人，但监护人是可以改变的，这就使其他股东无法确定自己真正的合作伙伴是谁。 ”证券律师刘海如是说。
“对投资人而言，股东信息有时比上市公司业绩、诉讼等更为重要，因为他们的投资往往是基于团队的信任，而一旦公司的内部结构不稳定，就有可能损害到投资人的利益。 ”
据悉，美国的上市公司一般对未成年人股东的年龄进行显著披露，“在名字后面的括号里注明年龄”。而目前中国未成年人股东的年龄大多只是藏在身份证号中，并不容易引起投资者的足够重视。
而如果监护人信息披露不够，娃娃股东也有可能变为被监护人操纵的“提线木偶”。显而易见的是，未成年股东所涉及的利益主体还不仅仅是众多投资者以及监护人，还包括未成年人股东自身以及可能与未成年人股东进行股票交易的对象。
“在权利人是未成年人股东，但行权人却是监护人的情形下，可能出现权利滥用或损害未成年人股东利益的行为。虽然民法通则规定监护人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利益，但还应该对于此问题再制定更为详细、可操作性更强的法律条文。 ”刘海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