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贺莉丹 四川北川报道
对于经历过汶川地震的家庭来说，这场缓慢又浩大的家庭重组，是一个进行时。5年或更长的时间，都只是过程中的一个坐标。
这些新组合的家庭与新的北川城一起成长。他们憧憬着以后的新生活，他们面临着新的困扰与波折。与他们之间的谈话常常是转了一圈，又落到那场地震上。那是生的终点，也是蜕变或重生的起点。李雪松便是其中之一。
2013年5月10日，北川县民政局局长王洪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汶川地震以后到目前为止，来北川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的丧偶的重组家庭一共有1153对，“我分析，这中间应该有大多数都是因地震原因丧偶而重组家庭的。”
在王洪发看来，5年并不算长，有些人到现在也没有重组家庭，这中间原因很复杂，“有些人还依然没走出阴影，有些人还依然要按以前的配偶模板去找。”
坎儿
地震是李雪松心里的一道坎儿。
这个45岁的北川男人认为，他和这个小县城的许多人不太一样。他去外面闯过。2007年时，他先到北京，刚开始时做过苦力，在工地上背钢筋。后来他去了上海，在金茂大厦做起他的老本行水电安装。2006年、2007年的春节，他相继在天津、北京、上海度过。
2008年，快奥运了，他在北京没啥活可干，所以在那年4月，他回到绵阳，在当地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做水电维修。
地震当天，5月12日，电话已不通。他四处打听去北川县城的车子。路断了，找车子相当难。他没找着车子，加不了油和气，所有的司机都不肯跑。给500块，都只能开到永安镇。
后来他找遍了安置北川伤员的医院，一无所获。不断有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觉得女儿恐怕凶多吉少了。余震不断，所有人都出去避震了，他一个人躺在小区的门卫室里，“活着没啥意思了”。
地震时，李雪松的妻子黄友英在北川老县城的一家茶楼里搓麻将。地震让茶楼塌下去，四楼塌成一楼。黄友英在三楼，“老北川多少人不知哪儿去了。”
他们在老北川县城念学前班的女儿李晓雨，那年6岁。李晓雨一直念叨着她参加酒席时给买的一套新衣新鞋子，那天中午她带了个小胖女同学回家换新衣裳。学前班也被一片山体滑坡掩埋了，“去上学的小孩，90%的都没了”。李晓雨和她的小胖女同学却被震起来的床垫形成的夹角护在下面。
5月13日下午3点40分，一个朋友告诉李雪松在绵阳九洲体育馆有他女儿的消息了，他跳上了一个同事的电动车后座。一个淋了一夜雨的瘦瘦的小家伙就站在他对面，他没认出来。女儿脚掌上套了半截手套，“除了她的内裤是我买的以外，她里里外外穿的，都不知道是谁的。”
女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妈妈没了。”他永生难忘。
他唯一的姐姐以及姐夫也在地震里没了。
现在的新北川，一切都是崭新的，明亮的，宽阔的。李雪松居住的楼房是新的，4月份太阳就已经晃得人们睁不开眼，道路是宽阔的。如果不是老北川以地震博物馆的标识不时路牌中冒出来，一切都仿佛被时间冲淡了。
所有人都想忘记那场地震，李雪松有时也会想，如果没有那场变故，他会是怎样？但这是徒劳。许多存活下来的人，也是一个标识。“我怎么可能忘记那一天？就是我想忘记那一天，别人一看到我，也都会想起来。我这里，就是那一天的坐标。”在李雪松家不太远的尔玛路开了家汽车美容馆的杨彬说。生于1989年的杨彬在震中失去双腿，坐在轮椅上，他曾是他们班体育委员，爱打篮球。
他们最终学会了与生活中的这道刻痕共处。李雪松、杨彬都如此。
不然能怎样呢？李雪松说，有所不同的是，有些人心里过了这道坎儿，有些人就是过不了。讲到底，人还是跟自己较劲。
“摊牌”
地震那天，绵阳市涪城区一家理发店内，女老板文传琴刚给一个客人刮完胡子。她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帮客人把腮帮“清一道”，就地震了。
文传琴随着人群冲出理发店，她看到的是，“房子在晃得厉害”。她的第一反应是，去找她念初三的独生女儿彭林。14岁的彭林脚步踉跄。所有的学生都往学校的楼梯涌，但楼梯断了，彭林几乎是被蜂拥而出的同学给推出教室的。
文传琴后来也和李雪松聊到了地震这段。她冷静地说，那时完全没想到她会和李雪松的人生有交集。
即便在跟她的朋友们讲到与他相识的过程，这个42岁、长相富态的女人也用了“开玩笑”、“巧合”之类的字眼。李雪松也这么说。两人都是笑笑的。
第一次见面是在2009年9月29日。李雪松清楚地记得这一天。前一天的晚上，他刚参加完一个酒席，喝得醉醺醺的。一个兄弟跟他说，明天给你介绍对象。趁着酒劲，他答应了。第二天，他却睡到了上午10点。兄弟喊他起床的时候说，在永兴街上等他。
而从那天早晨开始，文传琴心情就突然很不好。清晨6点多，她开了店门做生意，来理发的一个客人是她朋友，跟她说，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吧。文传琴答，要得。她想着，就当开个玩笑吧。这个风风火火的女人二话没说，关了店门就去了。
此时，住在永兴板房区的李雪松已经经历了他人生中“最恼火”的几个月。震后，6岁的女儿无人照看，他唯有带着孩子去物业公司上班，而公司认为他影响了上班。他辞了职。期间他也处理了妻子黄友英的丧事，头发大量变白。后来看到自己以前的照片时，他也唏嘘。在震前，他是那么潇洒，留了个乌黑的分头，看上去“最多不超过30岁”。
他们在朋友的家里见面，吃中饭。李雪松看到文传琴走过来，这个看起来很能干的女人那天还带来了她15岁的女儿彭林。
“摊牌”的场景也不像电影中那么卿卿我我。完全不像两个人在相亲，倒像一桌4个熟人凑在一起要搓麻将。除了李、文两位男女主角外，他们的两个朋友也都在。说话“直来直去”。
李雪松交代了自己的婚恋经历。文传琴没怎么说自己的事。她觉得，李雪松想说，那就让他说。
在认识文传琴之前，李雪松曾跟一个小他15岁的湖北襄樊姑娘左雪丽处过半年多。他们在北京打工时相识，姑娘在震后跑到四川找他。小左很喜欢他，但她家不同意，因为她父亲的年纪跟李雪松差不了几岁。2009年4月左右，李雪松还是让小左回了老家，结局注定，“我当时就知道，她回去了，就过不来了。”而现在，小左也成了家，小孩都快两岁了。
这段过往，李雪松一并向文传琴交代清楚。他不喜欢藏着掖着，也不喜欢折腾，“发生不必要的误会，没意思。”他的想法是，“找个顾家的女人。找个伴，把小孩带大。”
有些人觉得李雪松的经历有些复杂，但文传琴觉得这些都好理解，“他啥都道出来，很真诚。我主要考虑到，他的老婆去了，生活简单，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他蛮造孽（可怜）的，同情也给他加了分”。
文传琴觉得，在整个绵阳，那时都同情北川的男人，北川的男人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女同胞们的好感，特别是相亲时遇到那种痛失配偶的男人，他们被浓重的伤感包裹，这让他们四周仿佛有一小圈光环，激发着女同胞们源源不断的母性情结。
女儿彭林那天没怎么说话。回家后，文传琴问女儿彭林，还行吗？彭林说，只要你觉得可以，就可以。之前有不少人给文传琴介绍过对象，看起来文静的彭林直接跟介绍人说，“滚！”
2000年，文传琴离了婚。独自拉扯一个娃儿长大有多辛苦？这个要强的女人从不跟人家道这份苦。彭林也从来不跟母亲谈论有关生父的话题。女儿彭林6岁多的时候，文传琴就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家餐馆，这是她们母子的生计来源，那时她每天早晨3点多起来发面，6点半就把蒸好的包子送到附近的学校。
文传琴觉得她的人生是在“为了女子（女儿）活”，“她不接受，你没法相处。”追文传琴的人蛮多，那时还有个20多岁的客人来给他父亲做媒。文传琴觉得，那人“条件太好了”，她不追求对方有钱，她想找的是一个对她女子好的人，“没钱吵两下子也过去了”。
“生活是她过的”
不反感就算接受了，那处处再说呗。——李雪松和文传琴想到了一块去。他们都知道，如果第二次婚姻不经历磨合，那么，“对小孩也会是个伤害。”
孩子也是凝聚力。才认识文传琴两三天的李晓雨就黏上来，管她叫“妈妈”，晚上还要跟这个妈妈一起睡。“她还要开起灯睡”，文传琴说，孩子经历了地震，怕。到现在，北川还有余震，她也怕。
目前在永昌小学念五年级、短发的李晓雨很少跟父亲李雪松讲有关地震的事情。差不多念到小学三年级下学期时，她才开始自己一个人睡。
李晓雨也慢慢彰显出她鲜明的个性。她有时候发起脾气，把门摔得咚咚响。文传琴跟在她后面说，“女孩子家不准那么起！（注：方言，不准“那么做”）”李雪松却不知如何是好。他舍不得去凶女儿。
在他们认识了半年后，文传琴将她那家在绵阳市经营了10年的理发店盘了出去。她没犹豫过，他们不能老是两地分居。她开始去长虹大酒店上班，上了近一年，她住在酒店里，老板对她很好，后来李雪松跟她说，女儿太小，没人管。她辞了职。在板房住的时候，她又到北川宾馆打过1年零7个月的工，上夜班。同样因为李晓雨年幼这个原因，她再次辞职。
走在新北川的小区里，文传琴觉得自己有“外县人的感觉”。经常是，迎面走来的人她一个也不认识，而李雪松频频点头。
文传琴觉得，生活是咬咬牙就能过下去的。这个15岁就从资阳市安岳县的乡下老家来到绵阳市闯荡的女人，一直过得忙忙碌碌的，她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绵阳丝厂做蚕茧检验，那时她为了在姐姐家蹭个住的地方，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去给全家人准备早餐并送外甥女上学。后来她跟着师傅学会了理发，她的手艺拿得出去。她开餐馆时，比柜台高一点儿的女儿彭林已经会给客人找钱。
他们后来一起搬到了永兴板房区中。永兴板房区，是灾后北川县临时安置点。在2008年10月由上海援建，高峰期时，那里安置了3万多名灾民，其中包括老北川的上万名灾民。在永兴板房生活时，全都是李雪松做饭。他说，在永兴板房居住时，北川谈了朋友后来又分手的事情，太多了。
北川很多人在一起，很多人又分开了。李雪松的朋友中，也有几个是夫妻双双挺过了地震活下来的，最后婚姻破裂了的。对那些经历过大难却分手的，文传琴到现在也“想不通”。但她和李雪松却这样一来二去地谈成了。
2012年4月25日，他们在新北川民政局领了结婚证。领证是李雪松提出来的，那天他们什么都没准备，“刚好那天大家都有时间，说去就去了”。
后来别人问到彭林关于她母亲文传琴的选择时，她只讲了一句，“生活是她过的。”
“耍耍公子”
李雪松觉得知足了。这个身材瘦削的男人常常跟人说，他现在的生活并不差。
虽然在午饭时分，就着一碟腊肉、半斤白酒下肚的时候，他也会咂巴着嘴说，他还是喜欢老北川，“那里的空气比这里好。老北川的山是绿的。”
2008年，他刚好40岁。他后来想来，地震仿佛是老天给他的一个考验。他人生中的前40年都是在云端中度过的，那时他几乎没怎么为钱发愁过。他有水电工维修这项技术，他不愁没饭吃。
他觉得他最好的时光都浓缩在老北川，在震前。那时，他喜欢在休息日拉张凉席，在老北川的公园地上就那么随便一躺，“生活好舒服。”
地震，让他落到地上，开始了扎实的人生。以前他认为自己，能赚钱，也能花钱。而现在，他知道了，活儿好找，钱不好赚。
他现在的妻子文传琴觉得，李雪松到了今天才算真正脚踏实地的生活，而以前，他都是她口中的“耍耍公子”。
他的一些朋友现在也说，李雪松现在跟以前像变了个人似的。他的容貌与气质在经历过这番波折后已有明显改变。这个眼前已有稀疏白发、骑着一辆摩托车上下班的男人在地震以前，可是个“爱玩”的主。
那时的他，在结婚前，几乎天天叫兄弟们去舞厅。舞厅就在他家隔壁。他听兄弟们唱歌，白酒一喝就是两斤。他喜欢那种热闹，基本上每次都是他埋单。他觉得无所谓，他有工作。霹雳舞、交谊舞，他都会跳。当年一个段子是，外省有个舞团跑场跑到了北川献艺，他带着几个兄弟撺掇场子，跟舞者们对跳霹雳舞，硬是让那舞团生生败走。
他的羌舞也跳得好。每逢农历十月初一的羌历年，老北川县城闹腾腾的，许多羌人都要穿上传统的羌衣，夜晚醉人，族人在坝坝里燃起篝火，空气中弥漫着烤全羊的油香，人们围着火堆跳锅庄。羌族男子李雪松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换上羌族男子的长衫，穿布鞋打起绑腿，帅气得很。他以为，青春不会散场。
震前，李雪松也从未想过他会是大家庭的主心骨。他的父亲李金柱退休前曾是老北川县建筑勘察设计所的所长，“老北川县城80%以上的房子都是由他参与设计的。”母亲在1994年退休前是北川自来水厂的出纳。
但李雪松的生活轨迹一直不在父亲的预期内：他18岁高中毕业就没往下读了；毕业后的1987年，他在老北川的茶厂炒茶，每天赚1块8毛钱，做了一年；1988年，他进了北川自来水厂，做水电安装，而工作的前6年，他都没领过工资，母亲一并替他领了；2006年，他跟厂里提出辞职，他觉得在那上了18年的班，太久了，他想出去闯闯，人到了天津，父亲才知道儿子自砸了“铁饭碗”；包括他的第一次婚姻，都不在父亲的准备中，在2002年，他的党校还没读完的时候，他就有了女儿，奉子成婚。
他还有非常能干的姐姐和姐夫，姐夫曾是老北川文教局的公务员，他们几乎包办了这个大家庭里所有的生活琐事。而在他的小家庭中，他是“甩手掌柜”，从未下过厨，“家里的事情基本不管，啥事都不操心，在外面赚了钱，拿回家。”
在震前他跟父亲说不到两句话，父子俩的生活作息迥异，每天几乎“面都见不上”，父亲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期望越大，也失望越大。朋友们都说李雪松是“属螃蟹的”，人生过得横冲直撞的。而在震后，父子俩的话反而多了好几倍。
震后李雪松还是回他的老单位自来水公司上班，只不过他从原来擅长的水电工变成了看门的保安，在公司四周巡逻，上班的地点也从老北川的小河街变成了滨河北路。说不失落，那是假的。但他越来越不愿意远离故乡。这份工作，他做了2年多，每个月上10天晚班，从凌晨1点上到早晨9点，每个月工资八九百元。他以前是不可能做这种即辛苦来钱又慢的工作的。那时，他的熟练的技术工让他过得很滋润，“包吃包住之外，工钱是每天150块”。
“不折腾”
在地震之前，李雪松刚花8万多块在老北川县城买了套一室一厅，70多平方米。新房还没来得及过户，就地震了。
他的脑筋活，前妻黄友英一直在家带女儿，他也曾出资给她在县城开过一家美容院，做过一年多。
他跟唯一的姐姐合伙，在北川县城开过一家服装店，后来也开了家小茶楼。在震前，他把他所有的投资放在开一家更大的茶楼，花了40万元。后来茶楼随同地震毁于一旦，全部塌到河里去了。
2010年10月初，北川县政府将《北川县老县城建成区入住新县城居民安置办法》（北府发【2010】42号，下称《安置办法》）下发至永兴板房区。该《安置办法》规定：有房（在老城建设区内有自有产权住房）有户（户籍在老县城建成区）灾民，按照每平方米600元的救助价申购安置房。三人以下家庭户均可申购90平方米新房，四人以上家庭按人均30平方米申购安置房；对有房无户灾民，按每平方米800元的优惠价申购安置房，申购面积与有房有户者的标准一致。
《安置办法》提及，如果三人以下家庭申购的安置房面积不足90平方米、四人以上家庭申购面积不足人均3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1601元的成本价减去救助价或优惠价，给予货币补偿。如申购面积超出规定，超出面积要按成本价来补足购房费用。
李雪松将自己的情况归类，发现他是属于“有户无房”这一类。按照当地政策，他无法享受到当地的安置房救助政策，“针对我的情况的政策是‘一刀切’，按照每平方米2300元的价格去新北川买房。”李雪松说，他那时已经没有购房的经济能力。
政府的《捐赠书》，他签了那份他老北川的房子的，有熟人作证；而那个茶楼的，他没签，后来也无下文。他主动放弃了去追问这些，他说，“政策是这样的，按照政策来办，不想折腾了。”
2011年6月20日左右，他们搬进了现在的新家。这个三室一厅的新家属于公租房，有90多平方米，他们按照每月每平方米3元缴纳房租，合同3年一签；此外，他每月要缴纳每平方米0.4元的物业管理费。
他和文传琴觉得，就这样过下去也没问题，他们都没有再去买一个有产权的房子的打算，“对以前的事情看得淡了。”李雪松说，地震后多少人为了钱在闹矛盾，“反而更想不开的人也有”。但他不是。
文传琴也是这么想的。1998年，在长虹电视厂办公室打杂的文传琴只想着存钱买房子，她那时特别想有个自己的小窝，买件30块的衣服都舍不得。她那会儿已经存到了5万块，距离她看中的月亮湾的一室一厅还差2万多。可钱还没攒够，她的婚姻就亮红灯了。离婚是她主动提的，她带着女儿过。
后来文传琴想明白了，房子那些都是空的，“感情不在就都不在了”。现在她有空就打扮得好看些，她喜欢穿时装，不会去买便宜货。
震后许多人曾经返回老北川的废墟上去挖东西，老北川也出过一些专门在废墟上偷东西的小偷。李雪松在震前买的那个房子还没倒，但他只回去拉了一个床垫出来，花了100块人工费雇人背到板房里。这是他在2002年第一次婚姻时定做的，“也就是留个念想”。
床垫现在就放在新北川的家里，文传琴也觉得没什么，“以前的事情想要抹掉，是不可能的。”
现在文传琴在新北川县城的一家酒店当领班，给酒店客房搞卫生，每个月赚一千六七百块。女儿彭林也在这家酒店打工。但文传琴到现在都没适应给别人打工的感觉，“不跟他，我绝对当老板。”她有时会跟眼前这个男人赌气说。她想在三年之内在北川开个店，“肯定要开”。她觉得人还是要有目标，活出一股劲儿来。
而李雪松觉得没必要再折腾。他不想让她太辛苦。他说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两个女儿能够平平淡淡地活下去，没病没灾的，“两个女子（女儿）的归宿找好了，就行了。其他啥子我们都不要了。”
他也想换个跟维修相关的工种，重操旧业。他在4月底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绵阳市水务集团资格考试，通过了，目前在培训中。他在等待培训结束后的安排。
震后，李雪松很少回老北川。除了春节，他领着女儿李晓雨去趟擂鼓镇的孩子外公、外婆家以及清明时给前妻烧烧纸钱外，其余的时间，他不想回去。“回去干嘛呢？看了伤心。”他喝了口酒说。他这种想法，在老北川人群中很普遍。
他现在很少去想前妻黄友英了。相较而言，他认为给女儿做好一顿早饭更加务实。
“谁都看不到后头的路。反正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还不如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他说，生活凑合着过，也就过下去了。
责任编辑：刘万明 SF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