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唐僧
秦晖先生的这本《共同的底线》十年前就编好了，所以只收录了2002年以前的文章。看他与张曙光和盛洪掐、与崔之元掐、与郎咸平掐，恍若隔世。但是，在秦晖先生批评“左派高举假主义，右派回避真问题”状况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观，事实上似乎还更严重了——十年前中国思想界本来就很孱弱的右派和左派，这些年当中又不断有人披上“精英主义”或民粹主义的马甲，扮作秋菊和春梅，滑入老爷的怀抱。而秦先生多年前奋力疾呼的担心——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变本加厉为“掌勺者私占大锅饭”、“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却于十年间一一落实应验，令人唏嘘不已。
关于左右，中国和西方因为社会现实不同，语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所以同一个词在中国在西方，意思并不一样。再加上如秦晖先生所说，英语翻译也跟着添乱，比如new-liberalism指的是罗斯福搞的新政，也指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体制，在西方是标准的左派立场；而neo-liberalism指的却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们的芝加哥学派，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精神导师，属于标准的右派。这两派在西方天天掐得不亦乐乎，翻成中文却都成了“新自由主义”，概念焉得不乱。
为此，秦晖先生在《当代中国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不厌其烦地画了一张思想谱系图，从第一代的古典自由主义、古典社民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欧陆浪漫主义，到第二代的当代自由主义、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再到当今第三代的新左派、吉登斯的新工党理念或第三条道路、民主派共产党和所谓“中国的新左派”。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思想谱系图实在是过于复杂。但是西方通行的一个标准——主张群体共同善优先于个人权利的社群主义者VS反之的自由主义者——在解释当今中国思想谱系时又总有无力感。盖因我们的政府与共同善并无太大重叠，因而存在大量既有违群体共同善同时又侵犯个人权利的现象和事实。
秦晖先生做的一个直角坐标，对打通和解读当今中外关于左右的划分标准非常管用。如下：
第一象限：主张经济自由+伦理自由（即反对国家干涉）=自由主义
第二象限：主张经济自由+伦理管制=保守主义
第三象限：主张经济管制+伦理管制=威权主义
第四象限：主张经济管制+伦理自由=社会主义
这个谱系就能很好地解读中国的历史。毫无疑问，建国之初的中国是属于威权社会的：一大二公+三忠于四无限，经济和思想都管得死死的。1978年以后经济放开，伦理管制曾一度松动，但“真理标准大讨论”旋即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中断，意识形态的管制以“生活作风”的“严打”来打头阵，形成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怪的“保守主义”阶段。但是，基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伦理与传统私有制的社会伦理毕竟不是一回事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中国人思想大动荡大混乱的根源。经济自由对基于公有制伦理的冲击，导致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合意的丧失，于是中国又重回“以德治国”的伦理管制+经济上国进民退的“新威权社会”时期。关于中国，弗里德曼早就预言：“智利的经验将在中国得到再一次证明——市场经济与威权主义统治不能兼容。”弗里德曼是对的。但是不幸，与皮诺切特为了市场经济而放弃威权统治正相反，中国选择了与智利完全相反的道路。
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正处于“保守主义”十字路口——向左转走向新威权主义还是向右转走向自由主义——的关键时刻，秦晖率先提出了“守住共同底线”的呼吁。因为在他看来，在缺乏宪政基础、政府并不代表国民利益的前提下，讨论是“形式公平”多一点还是“实质公平”多一点、是效率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是集体共同善排第一还是个人权利排第一，都是伪问题。因为比较哪一个更重要，前提是“自由”和“社会民主”已经成为社会现实才行。这两样我们还都没有实现，吐槽美国个人自由太多福利太少或瑞典福利太多个人自由太少是可笑的。秦晖说：“那我们争取美国的福利+瑞典的个人自由，是不是理应成为共识呢？”我们知识阶层显然没有这个共识，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谱系的左翼缺了非常重要的一块——社会民主主义。我们从来没有像样的左派，这才是大问题。
所谓共同的底线，一言以蔽之，就是公平与公正。大政府小政府无所谓，只要责权相称就好——你要大政府大权力，那么你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反之亦然。现在是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萝卜两头切，好处全归它”，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果被掌勺者私分，造成斯托雷平式的社会割裂——社会财富总量是增加了，却因分配的不公导致统治者合法性的完全丧失。因为利益集团把所有大牌都拿在手上，知识分子便分成“拥护可以拥护的政府”和“反对可以反对的政府”两个所谓的左右阵营，互掷粉拳煞有介事，本质却是一样：向权贵的投怀送抱。秦晖一针见血地指出：共同的底线，其实是“反对只准拥护的政府或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没有政治权利的群体，无法保住自己的经济利益，只能令人宰割。这是根本无须讨论的。
秦晖的公平观是倾向于诺齐克而非罗尔斯的。即：只要原始积累清白、过程合法，最终赚多少钱都无所谓。而罗尔斯则倾向于对结果进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正义”。相比之下，诺齐克显然偏右一些。但是我并不认为秦晖属于他自称的自由主义阵营。比较他与金雁对路标派的评价是有趣的。而且，他对中国通过挖掘第一和第二共产国际的历史遗产、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纲领向粉红色欧洲转型的路径情有独钟。这一立场，也解释了秦晖何以不同意现阶段就实施土地私有化。在他看来，公有制的乌托邦本身并不邪恶，邪恶的只是强迫。先行明确土地集体所有制中这个“集体”是谁，并允许个人从这个集体中退出，以完成从“被集体”向“集体”的转变，才是可行的路径。十年后的今天，土地流转的破冰路径，再一次验证了秦晖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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