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间，两广总督一职换人之频繁，实属罕见。从首任林则徐（1840年1月到岗，接替邓廷桢），至末任张鸣岐（1911年11月逃亡），前后一共28位。如果算上短期署理的15位，那平均每任总督只能干一年半多一点。
造成这种异象的主要原因，当然是那几十年为古老帝国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而广东身处前沿，首当其冲，此地为官，动辄得咎，总之是里外不讨好。
但也颇有一些能臣干将受命督粤，早期的林则徐不用说，后来洋务派的三员大将刘坤一（1875年9月～1879年12月在任，下同）、张之洞（1884年5月～1889年8月）、李鸿章（1900年5月～ 7月）都在岭南大地留下过足迹。
除了风烛残年的李鸿章是短时间歇脚外，刘、张二人先后驻粤四五年，这段经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们后来的思想抱负与所作所为。
湖南宝庆府人刘坤一，是围剿太平天国起家的湘军儒将之一，来广东前为僻处内地的江西巡抚（中间短期署理过两江总督），以作风保守著称。他对老乡魏源宣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思想嗤之以鼻，甚至迟迟不让麾下部队使用威力明显强大得多的洋枪。
在两广总督任上，他开始较多接触到西方事务，思路逐渐发生变化。到任第二年（1876年），即批准拨款8万银元，从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日后著名的和记黄埔前身）手中购买其位于广州的一座船坞及所有配套，以扩充官办黄埔机器局实力，自此开创了广州近代造船工业。
等到1890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时，刘坤一已变成名副其实的洋务派积极分子了。
刘坤一离粤5年后，张之洞从另一个内陆省份山西（任巡抚）来到了广东。张之洞探花郎出身，旧学根底很深，原是有名的清流党，非议朝政，月旦人物，好不畅快。但到任年余，他也开始从“空谈误国”，转而“实干兴邦”了。
1885年8月，他将黄埔船厂从机器局分拆出来，要求建造每艘装六门大炮的小型炮艇。第二年，又扩建制造东西两局，生产近代军火弹药，并设立广东缫丝局，推进地方官办机器纺织工业。广州城以电灯取代油灯，也是张之洞的功劳，1888年，他命人从国外购进小型发电机一台，在总督衙门安装发电。他还注重发展新式教育，创办电报学堂，奏请设立广东规模空前的新式学校——广雅书院。后来对华南交通及经济现代化意义重大的粤汉铁路，同样是由早已不在广东为官的张之洞极力推进的。
不过，张之洞督粤期间并非事事都那么开明。当时清廷严禁民间购造轮船，一位苏姓广州富商“顶风作案”，花巨资从香港买回轮船六艘，成立渡轮公司，在水网密布的珠三角经营内河航运。张之洞得报后，下令轮船停驶，该公司不得不关门大吉。
后世对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1889年至1907年）训练新军、兴办新学、发展近代工业的功绩，大都赞许有加，殊不知这一切的基础，正是督粤期间打下。后来名扬天下的汉阳兵工厂、湖北织布局，最初的一批机器设备，皆购置于其两广总督任上。
李鸿章在广东当老大虽只有短短一个半月，但做成了一件离经叛道的大事：联手刘坤一、张之洞、许应骙（时任闽浙总督，鲁迅夫人许广平的祖父）、袁世凯（时任山东巡抚）等地方大员，公然违抗朝廷旨意，与庚子事变参战各国订立互不侵犯的“东南互保”协议。尽管后世对此事争议甚多，但至少从避免卷进盲目排外的战火，不让饱经动荡的南粤大地再添新伤的角度说，晚年的李鸿章为两广商民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李鸿章之后到清廷覆亡前的数位两广总督里，以岑春煊任期最长（前后两任，约三年零七个月）。岑与张之洞、袁世凯同时为朝廷所倚重的封疆大吏，若论对各自管辖省区近代化建设推进的魄力与实绩，他难与张、袁比肩，且跟日益活跃的广东商界、报界时有摩擦冲突，但仍不能无视他做过的贡献。
别的不说，仅以交通建设而言，20世纪初广东境内新建的三条主要铁路——粤汉、广九（中英合资）及新宁（横贯珠三角西部，侨商投资），都在“岑督”任内定案或开工。而此前，他以总督身份在广东出席的第一个大型公开活动，就是1903年11月14日，主持中国最早的复线铁路——广三铁路广州到佛山段的通车仪式。
岑春煊是广西人，在两广有不错的人脉和民望，入民国后仍活跃于军政舞台，曾因反对袁世凯政府被通缉逃亡南洋，1918年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孙中山为排名稍逊的七总裁之一）。后来老桂系与新桂系相继坐大，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势力，“岑督”实有奠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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