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程一
国际金融博物馆特约栏目
朝阳公园，雾霾间难得一见的冬日暖阳。几座小小的体育场馆矗立在宽阔的土地上，宽敞的停车场阒无人声，只零零散散地停着几辆私家车。穿过喧嚣的城市中心来到这里，心情不由得立刻平静下来。
国际金融博物馆就坐落在这个安静的空间中的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馆内游人寥寥，气氛安静得有些冷清。进入博物馆，走过一条陈列着中国历代钱币的长廊，左手边有一间小小的展厅。厅里陈列着一套钱庄掌柜用具：乌紫色的老木匣中，放着账册、算盘、笔洗、砚台、试金石等物品，每一件都浸透着漫长的岁月。
这些古老精致的物品，如同历史画卷在眼前一幅幅展开，向我们讲述了中国金融业最初的故事。一个名字— 雷履泰，浮现眼前。
票号CEO 成长记
山西自古民风是重利甚于重名，一流人才大多选择从商。如果像雷履泰这样的天才人物志不在从商，则中国金融业尚不知要等到何时方能诞生。
清朝初年，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不同地域间的价值交换、货币往来日益频繁，单纯提供货币兑换业务的钱庄已经无法满足商业需要，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商业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821 年中国金融业划时代的产物——票号诞生了。
票号的创始人是山西人雷履泰（1770—1849）。票号的诞生，虽为时代演进之必然结果，但究其史实细节，票号的业务范围、组织架构甚至行业规则，都是由雷履泰独自制定的。伟人和天才虽不能改变历史，但却能改变历史的进程，雷履泰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才。
这样的天才假如读书入仕，也许可以高官厚禄、优裕终身，但却难免被历史遗忘。幸好，山西自古民风重利甚于重名，一流的人才大多从商。正因为此，如雷履泰这般天才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经世致用的大才，而非湮没在蝇营于功名之中的凡夫。
雷履泰出身经商世家，可惜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他也就没了做富二代的运气，但家境贫寒并不能阻止雷履泰的出人头地。
没上过几天学的雷履泰，起初在平遥城里的“宝房”当学徒，也就是实习生。宝房，就是赌场，北方流行的“押宝”赌博之地。一群人围着赌桌，各种数额的银两押在不同的地方，眼花缭乱；宝盒一开，雷履泰便能迅速报出各人的输赢数目，分毫不差。这惊人的眼力和计算能力，被“西裕成”颜料铺的二少爷李箴视看中。随即，在李箴视的延请下，这个宝房小实习生跳槽到了西裕成。
在西裕成，雷履泰的第一份工作是跑街。所谓跑街，和今天的销售类似，只是当时没有电话和互联网，做销售工作必须得在街上跑。很快，他在西裕
成迅速上位，随着西裕成全国各地分号的发展，他先后担任汉口分号执事、北京分号领班，终于在四十多岁时成为西裕成平遥总号大掌柜，当上了大企业CEO。
像展台里陈列着的朱砂、墨子、笔梳这些简单的用具，雷履泰直至四十多岁时才有资格使用。从“五壶四把”（五壶：茶壶、酒壶、喷壶、烟壶、夜壶；四把：笤帚、掸子、毛巾、抹布）不离手的学徒，到拥有至高权力的大掌柜，雷履泰熬出来了。
一个天才和他所开创的时代
雷履泰创立日升昌，为票号制定了百年不易的行规。即便在今天看来亦不过时。
成为西裕成大掌柜后，若就此止步，雷履泰断不能成为中国金融业的开山人物，也不能获得如今流芳百世的声名。
还在西裕成汉口分号和北京分号工作时，雷履泰就已经注意到了金融生意的有利可图。成为西裕成平遥总号大掌柜后，他专门开辟了进行埠间汇兑、银钱兑换、发放贷款的业务部门，西裕成的金融业务日渐扩大，获利迅速膨胀。终于，在和东家商量之后，雷履泰将经营颜料买卖的“西裕成”变成了专营金融业务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中国的金融业从此进入了专门化发展的时代。
雷履泰开创性地制定了包括“两权分离”、“平色余利”、“顶身股”等一系列的经营模式、制度架构和管理模式，这些制度后来成为了全中国票号的行业规范。
“两权分离”实际上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滥觞。最早自明朝起，晋商群体就已经开始实行“东伙合作制”，出资人“财东”和经营人“伙计”严格分开，互不干涉；雷履泰正式将这一制度作为规矩固定了下来，将票号人员分成三类：东家、掌柜、伙计。东家相当于今天的董事长，只做两件事：一是出钱，二是选掌柜，其它诸如业务经营、人事任免等事务，东家没有任何发言权。掌柜就是今天的CEO，实际上掌握着票号的一切生杀大权。
两权分离的合理性不言而喻。试想，如果东家自己有经营能力，何必请大掌柜？既然请了大掌柜，自己若指手画脚，怎能不干扰票号业务？反观今日中国企业，CEO 俨然受气媳妇，有令不得行，有才不得施，时刻仰“董事长”之鼻息，又怎能发挥自主性、大刀阔斧管理企业？
“平色余利”是雷履泰创立的票号盈利法则。票号开创了银两的异地汇兑，但银两的汇兑标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各地出产的白银成色有别，在北京存入一百两白银，到南京取出时，可能就得取出一百二十两。这就需要对全国各地的白银成色统一换算标准，即“平色”。“余利”表示银两汇兑过程中票号的盈利，盈利高了，会伤害客户；盈利少了，又让自己没赚头。雷履泰经过精细计算，在制定出“平色”标准的同时，又为票号定下了“余利”的数额，在公平和盈利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这实际上就是现代金融业中的套汇业务。
“顶身股”是晋商开创的企业激励机制，雷履泰也将其作为成法沿用、固定下来，并成为票号的行规。包括掌柜在内的管理人员凭借服务年限和个人表现入股，并享有与银股同等的分红权利，这种以人力入股的方式就是“顶身股”。每个人都与票号生意同进退，这就极大地增强了票号人员的凝聚力。
生前身后名
雷履泰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取得了空前成功。但他去世后，日升昌很快失去了领先地位。1914 年，日升昌倒闭。
几乎靠着一己之力，雷履泰创造了“票号”，成为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开山鼻祖。除了这些票号行规的制定，他在生意决策上所表现出来的敏锐嗅觉和超人气魄，使得中华大地第一家票号“日升昌”长期处于业界领先地位，日升昌屹立近一个世纪而不倒。在他成为大掌柜的几年时间之内，日升昌就在全国三十五座大城市开设分号，营业额增长近百倍，这在缺乏一切现代沟通设备的清朝，绝对是个奇迹。雷履泰在金融业的开创性工作，更令他获得了生前身后名。七十岁寿辰时，同行业者赠雷履泰一匾，上书大字“拔乎其萃”，这无疑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成为大掌柜十数年后，雷履泰与日升昌二掌柜毛鸿翙产生矛盾，他以辞职为威胁令东家逼走毛鸿翙，这也间接促进了山西票号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雷履泰逝世后不久，日升昌渐渐失去了行业领先的地位。1914 年，日升昌票号倒闭了。然而，他制定的金融业行规并未消失；发端于晋商之中、自日升昌票号始流传下来的金融制度，也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增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文物虽沉默不言，时间自长流不息。
责任编辑：杜琰 SF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