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自清朝中叶以来，广东境内天灾与兵祸不断，又不时发生土著、客家之间的大规模惨烈械斗，以至于“地方残破，征收渐绌”，“有贫之实而仍富之名”，政府越来越无力主持有效的救灾行动，责任就更多依赖于地方慈善事业，以及由殷实商人来承担了。这是清朝后期以善堂为主的民间慈善机构，在广东蓬勃兴起的根本原因。
咸丰四年（1854年），广州成立了最早的善社——润身社，同治十年（1871年），又建立爱育善堂，此乃近代广东最早的善堂。省内佛山、肇庆、汕头等主要商埠，争相仿效。到了民国初年，广东成为各路军阀争斗、革命与反革命拉锯的战场，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几近瘫痪，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更是刻不容缓，于是全省出现善会风起、善堂林立的局面。
这些善堂平日赠医施药，荒年则赈灾平籴（运米救济饥民），发挥了很强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在民众中享有极高威望，地方政府亦不能不加以倚重。而它们大多数是由有名望的地方绅商组织，行会商人捐资，因此除了从事慈善事业外，也具有近代商人社团的部分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1903年8月广州商务总会筹备之初，两广总督指定广仁等五大善堂牵头商议。在此之前的1902年，身在上海的郑观应听说广西左右江水旱成灾，马上致函广东善堂劝请义捐，自己则变卖家产，凑集白银一万两认捐赈灾。他得到广仁善堂支持进入商会领导层，与此善举亦不无关系。
至于名声远播的广州七十二行，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指清末民初广州城的各个工商行业，当时日本人曾做过调查，《番禺县志》（清代广州城行政上属番禺县管辖）也有记载，分别罗列过七十二行的具体名称与经营范围，但统计口径不同，言人人殊。实际上20世纪初广州工商业至少有百余个行当，大行业下又分小行业，“七十二行”应该只是泛称而已。
第二重含义，乃是那一时期全体广州商人的代称，或是广州城各商业、手工业商人行会的联合体，如此规模庞大的联合体，同时代的国内其他商埠，并不多见。
七十二行到底何时成为广州商人行会的联合体呢？1907年创刊的《七十二行商报》开宗明义说：“吾粤商团之组织起自何时乎？则我七十二行为之滥觞也……溯七十二行之名目，始成于科场之供应，继彰于商包厘金，至此次粤汉路事担任收股，而社会上之信仰愈益隆重。”
在清朝，科举是大事，“科场之供应”非一两个行业可独力办理，所以要以广州全城商人的名义去承担，以便于合作协调。上文虽未明言七十二行联合的具体年份，但点出了其形成的初衷。
“商包厘金”，指的是1899年清廷协办大学士刚毅奉旨南下筹饷，广州商人公举“商首”，以七十二行名义承包厘金（即内贸商业税）。在此过程中，广州各业商人不断联行开会讨论，集体与官府讨价还价，官方正式公文奏章中也有“以七十二行商承七十二行饷”说法，等于承认了它是全体广州商人的代表。自此，行商们更多以七十二行的名义集体发声，以壮声势。
至于“粤汉路事”，指的是1906年春天，七十二行与广州九大善堂、商务总会联合集股创办铁路公司，发起粤汉铁路保路运动的义举。那又是另一段精彩的故事，只等下回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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