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海潮声传隐约此身已在太虚间
中国贸易报
■王源源
太虚大师(1889-1947),近代著名高僧。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圆寂于公元1947年,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16岁时,入苏州小九华寺披剃为僧。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
太虚法师生平
光绪十五年(1889),太虚法师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的长安镇。父亲吕骏发,是石门县乡下的农家子,10余岁时孤苦无依,到海宁州长安镇,投入泥水匠张其仁门下学艺,从学多年,学会了泥水工的粗细全套功夫。张其仁见他精明能干,就将16岁的女儿许配给他,纳他为赘婿,这是光绪十五年初的事,是年年底,乳名淦森的太虚就出世了。太虚一岁丧父,五岁时随母亲改嫁,由信佛的外祖母抚养,曾从舅父读过私塾,但体弱多病不能坚持。九岁时随外祖母朝九华山,十三岁又随朝普陀山,逐渐熏治出厌俗的思想,其后曾两次到家乡长安镇的商品店当学徒,但都因病不能坚持,也因他有习商“非大丈夫所能事”的想法,希望能另有高举。这期间因店主喜欢看小说,而太虚看了许多名著,这对他以后文学的造诣有很大的影响。
度过苦难的少年时代,十六岁的太虚离开家乡准备到普陀山出家,但乘错了船,到苏州平望去了,于是就在木读镇的小九华寺从士达和尚披剃,法名唯心,出家的动机,是想得神通而成仙的,当初他仙佛分不清。士达和尚又在当年带他到浙江省镇海拜见其师祖奘年和尚,奘年和尚在佛前为其求名,得弥勒签“此身已在太虚间”故名太虚。同年十一月,太虚在宁波天童寺从敬安和尚。受具足戒,敬安称赞他具有唐玄奘的资质。太虚大师受具足戒后先在宁波永丰寺从岐昌法师学法华及俗书,常听道阶、谛闲等名宿讲《法华》、《楞严》等经及天台所宗诸典。又向敬安学禅,还结识了圆瑛,与之结为兄弟。十八岁时,他在浙江慈溪的西方寺内读《大般若经》而顿悟。后接触华山了解了新思潮,他对谭嗣同《仁学》爱不释手,由此激发出以佛教救世的宏愿,其人生佛教思想肇基于此。1909年,太虚大师随敬安参加江苏僧教育会,这是太虚参加佛教运动的第一步,受吴稚晖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的影响,乃有志于革新佛教,“作激昂之佛教新运动”概然以佛化救国,救天下为己任,主张对佛教进行全面革新,其以一比丘身份,广泛涉足社会政治活动,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佛教革新事业,有政治和尚之谐称。
人间佛教的倡导者
太虚大师对于佛教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就是要从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的居士正信会两方面来整顿和振兴佛教。大师认为,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他主张以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的根本,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改善社会风尚。不过,与此相比,整顿僧伽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僧伽是“住持三宝之本”。早在1913年,大师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这里,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的中心是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佛教事业之用。
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大师又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所以,他在以后的实践中主要是从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着手。由大师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当时,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太虚大师指出,近代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体阐发了建设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被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这是太虚大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虽说后来这些理想并未能实现,大师晚年还写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总结其中的教训,但是,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曾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真现实论》是大师为揭示佛教为一面向现实的宗教所做的理论论证,也是他建设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础。
太虚大师之影响
中国近代名人,如孙中山、章太炎、蒋介石、林森、冯玉祥、于右仁、孙科、郭沫若、张治中、田汉等数百人都与太虚大师有亲密的交往和接触。尤其是1937年—1945年期间,有梁漱溟、戴季陶、顾毓秀、顾颉刚、黄炎培、林语堂、剪伯赞、马寅初、何鲁、老舍等百多人,应太虚大师和法尊法师之邀,上缙云山汉藏教院参观、讲学、写生,同时还留下了一本十分珍贵的册页。2002年重庆市北碚区政协文史委将其定名为世界佛学苑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名人书作典藏》并编辑出版。纵观这段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缙云山因太虚而精彩,因汉藏教理院而扬名。
太虚大师学识广博,思想深邃。一生兼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和世学理论上都提出了精深的见解。诗文即兴而来,充满禅机。书法以行草见长,秀劲雅逸,灵动俊朗;结构开阔,用笔潇洒。太虚大师在1941年为四川什邡罗汉寺撰并书的一幅楹联:“发护龙天十方慑归中土,宗承马祖一口吸尽西江”,可谓尽显一代大师之气度。
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大师生于动荡之年代,为佛教之振兴奔走一生,所提出的的“人间佛教”思想,至今对中国佛教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对中国近代佛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