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907年5月2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北方商都天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老城厢东侧、海河西岸的天后宫隆重开幕了。
此次交易会时称“商业劝工会”。据主办方天津商务总会后来统计，整整一个月的会期中，共有420余家中外客商运来近30万件货品参与展销，成交金额达178万两银子以上。按实际购买力估算，大约相当于如今的1.8亿～2亿元人民币左右。
1争办展会
在呈递给清廷农工商部的总结报告中，天津商务总会负责人喜形于色，表示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开会以来，购销两旺，各商受益，税收增加”，并请求准许每年三月（农历）继续定期举行，“上以答大部提倡之心，下以慰众商饥渴之望”。
所谓“劝工”，有鼓励发展工商业之意，此乃庚子之变后清廷高层痛定思痛，决意推出的改革政策之一，袁世凯治下的直隶，落实执行最力。早在1906年11月下旬，天津官方即办过首次劝工展览会，由直隶工艺总局下属的天津考工厂牵头，会址选在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
与老城厢隔海河相望的河北区，是按近代城市规划理念建设的新开发区，主要政府部门云集，重大官方活动也多在那里举行，袁世凯希望借此与老城以南市政建设较完善的各国租界区相抗衡。
那次展览会为期一周，吸引了15万观众到场，但以商品展示陈列为主，实际成交额不过区区3万银元（约合2.2万两银子）。
天津商务总会举办商品交易会，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劝工”号召，可商人无利不起早，自然不能像官员们那样赔本赚吆喝。筹办之初，他们就向主管机构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周学熙提出，对参展商品，尤其是“华货”（即本地工商产品）酌情减免税收，以资鼓励。
对减税要求，直隶工艺总局一开始是不答应的，理由是商界发起的交易会，与大市场无异，会期又长（商会原计划一年办四次，每次一个月），跟官方短期办展情况不一样。何况天津口岸以商贸兴盛，进出口税本是政府重要收入来源，万一奸滑商人借此机会偷逃税款，如何监管？
但天津商务总会领导层很有韧劲，天后宫的商业劝工会开幕没几天，他们又再上书，痛陈因税收不得减免，各路商人纷纷观望，市面上货物积压反比之前更严重，实在达不到疏通买卖、货畅其流的办会初衷。
几番函件来往之后，官府终于松口，同意参照官办劝工展览会“成例”，对参加交易会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减免两成税收。
最后，在这次盛况空前的交易会上，天津官府共减免税收8900多两银子，但数以百万两银子计的巨额成交，带来了实际税收的显著增加。官商双方，可谓皆大欢喜。
2联手“劝工”
囊括钱业公所、典当公所等三十六个行业的天津商务总会，名为商人组织，实为官督商办，与官方实业管理机构直隶工艺总局，在晚清最后七八年的商场风云中，始终有割不断的联系。
1903年5月，天津商务总会的前身——天津商务公所在直隶总督袁世凯首肯下成立，袁的得力助手天津府知府凌福彭负责督办，其首要任务是“疏通市面，联络商情”（详见2013年2月4日本报D8版《维稳救市津门商》）。
4个月后，以“振兴全省工艺”为宗旨的直隶工艺总局在天津成立，袁世凯委派亲信幕僚周学熙出任总办，后者刚从日本考察工商业归来。
又过了一个月，恰逢慈禧太后生日，天津商务公所为了活跃市面，举办为期3天的“皇会”，组织了21个花会参加，观者人山人海。这是天津自八国联军手中收回（1902年8月）后的首次民间盛会，气氛当然格外热烈。商务公所利用自己在天津商界各行各业中的号召力，初战告捷，算是为数年后组织更大规模的第一次商业劝工会热了热身。
周学熙主持的直隶工艺总局也没闲着。1904年9月，其属下最重要机构天津考工厂成立，目标是“考察本国、外国产品，以激发工业家之观感”，具体活动则有开放商品陈列室、举办劝工展览会、接受工艺咨询、组织工商演说及订制本省产品等等。它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商品展览馆筹办机构。天津商务总会四大议董之一、买办商人宁星普，获邀出任考工厂总理。
稍后，工艺总局又在考工厂附设实习工场，以“培养工业，推广全省，俾国无游民，地无弃才”。工场内有机织、织巾、提花、刺绣等十多个工种，为日渐发展的天津棉纺织业供应技术工人。
到了这年年底，考工厂在老城厢北万寿宫（商务总会早期办公地）举行了天津近代历史上首次工商演说会，旨在开通民智，总局领导周学熙出席发表讲话，到场听讲者上千人。自此，农历每月初三、十八两天，均定为讲演日。
公众集会风气一开，日后天津工商界在1905年全国抵制美货运动及1906年兴起的预备立宪运动中，每每以此形式宣扬主张，唤起民意，超出“在商言商”的初衷，搞得官方应接不暇，实在是其始料所未及的。
3“职教”先行
早在1903年2月底，即天津商务公所和直隶工艺总局均未问世前，天津府知府凌福彭创办的北洋工艺学堂，在老城厢内贡院举行了成立典礼。袁世凯不仅特批开办经费白银36000两，每年运营经费23000两，同意聘请日本技术专家为总教习，还百忙之中亲临观礼，可见其重视程度。
第二年，该学堂更名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归入周学熙的工艺总局名下。学生分正科5年和速成科3年两类（类似后来的本科和专科），学习化学、机器、绘图等科目，以英文、日文授课，成绩优秀者可获赴日本及英国实习和深造机会。
到1907年初第一届毕业生离校前，学堂共有学生160人。日后大名鼎鼎的艺术教育家及佛教徒李叔同（弘一法师），1910年自日本留学归国，便应聘担任过该学堂教员（他父亲是家财万贯的天津大盐商）。这家百年工科老校，即今日位于天津的河北工业大学的前身（部分院系与北洋大学合并组成天津大学）。
天津商务总会办学亦不遗余力。1906年8月份前后，该会创办的天津商业中学堂成立，校址在长芦盐纲公所内，起初规模很小，却是天津最早的商科学校，以“开商智、振商务、兴实业”为校训，学生多是工商业人士子弟。
民国初年，商业中学堂更名天津公立甲种商业学校，自此以“甲商”知名，历届教务主任中多有留学日本、修读商学和经济学的专才，其培养的财会人员，遍布津门各行各业。
除了兴办商业学校外，天津商务总会对市场动态与商情变化亦颇关心，一面斥资出版机关报《天津商报》（1905年秋），一面赞助成立天津工商研究总会（1906年初），后者由正在商界崭露头角、积极转向实业投资的绸布庄经理宋则久担任会长。
为了提高这个民间的新式工商研究组织的地位和影响，天津商务总会先后于1909年和1910年两次上书清廷农工商部，要求获得官方认可,以“研究物品，讲求制造，除商弊，利商益，振兴商业”。最终农工商部批复同意，将其升格为直隶工商研究总所。
4艰难转轨
1904年夏秋之间，在天津商务公所请求改组的重要文件《设立天津商务总会应行办法刍议》中，商会首脑们即承诺：“凡商人有能开办矿务，建造机厂，制作货物流通中外各国，藉得收回利权者，由本会详请商部或奏朝廷给予匾额，以示鼓励”。
“劝工救国”与实业兴邦，既然成为官商之间的共识，天津商务总会与直隶工艺总局的种种默契配合，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天津商务总会的领导班子，大多由津门各传统行业首领推举组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商业资本家寥寥可数。比如1905年～1912年间历届共30名总会议董中，从事钱、粮、盐业的旧式商人11人，超过总数三分之一，长期担任总理的王竹林，就是长芦盐纲的纲总。算得上新兴行业的洋行买办及洋货商共17人，超过总数一半，但他们仍以贸易为主，极少涉足实业。
仅有的3位试图由传统行业转向实业投资的会董，包括我们早已熟悉的商会总理王竹林。他与另一盐商合伙，向荷兰恒丰银行借款200万两银子，修建将北京房山原煤外运的高架运输线（据称技术水平时为我国首创，东亚第一），近40公里的全线工程于1911年5月完工。他们还合伙投资了华胜烛皂公司、北洋水火保险公司等。
第二位是商会协理宁星普。他出任天津考工厂总理期间，与直隶工艺总局合办织染缝纫公司，又与日本人合办了一家草帽企业。还有一位普通议董粮商曹永源，则先后投资过机器磨房和纺织工厂。
不过，受清廷中央奖励扶持民间工商业的政策利好刺激，又得到地方政府及商会组织的合力推动，微妙的改变正在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11年前，天津民营资本工厂企业已有107家，约半数企业登记了资本额，资本在万元以上者28家，在册总资本额670万银元（按实际购买力折算，约相当于现在的5亿多元人民币），涉及矿业、机器制造、水泥、交通运输等重工业，以及纺织、面粉、榨油、烛皂、火柴、皮革等16个行业。
跟同一时期国内相对发达的若干沿海、沿江工商业城市相似，天津民营工业投资的大门，总算是缓缓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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