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芳
从汉中市宁强县嶓冢山的汉江源，一路向东，经安康，出陕西到湖北西北的十堰，终点是汉江中游的襄阳。可以说，越往下走，该地区就越富裕。
汉中和安康下面几乎所有的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基层干部的工资都需要国家和省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汉中的勉县刚刚评上国家级贫困县，县里人感到振奋，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多补贴。
十堰得益于“三线建设”，二汽的厂址选在了这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十堰成就了奇迹，然而随着市场和常识的回归，二汽总部搬到了武汉，十堰这个城市的后续发展成为一个绝大的问题。
襄阳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该地处于平原地带，南北东西的交通汇聚于此，是九省通衢，要想不发展都不太可能。
四个地方的情况大致如上述。
假如回溯到五百年前，由大旅行家徐霞客来走这段路的话，他估计会倒着走——沿汉江溯流而上，而且越往上走越富裕——与现代经济地理版图刚好相反。
确实，汉中和安康所在的盆地，雨水丰沛，气候暖湿，物种丰富，水地可种稻，旱地可植麦，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绝对是个粮仓——电影《1942》里河南的难民都是往陕西南部跑的。
然而一进入工业文明，以前的优势都成了短板，陕南的农业文明只能让当地百姓填饱肚子，而无从发家致富。工业文明发展所需的要素当地一概缺乏：没有煤、石油和金属矿产，所以没有大型的资源性工业；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北往关中、南往四川盆地、东往鄂豫平原的交通都很不便，所以不能有大型的商贸交易。陕南仅有的是当年“三线建设”时期布局在山沟沟里的军工产业，而这些产业也是为关中的飞机制造“打打下手”而已。随着军工产业民用化，这些产业也基本都衰落了。
对于陕南，发展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在安康一处移民新村可以看到一幅标语，大意说谁阻挠当地发展谁就是仇人，反之则是恩人。
然而，这些地区没有发展工业文明所需的基本要素，而且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它们又给套上了一层紧箍咒：为了保持水源清洁，不得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
难道这些地区只能靠国家转移支付继续维持“山清水秀、一贫如洗”的状况吗？能不能找到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是我此行一直在思考，也在询问采访对象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谈城镇化，也知道城镇化不能光是地的城镇化，更需要人的城镇化。如果城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那么生态移民倒是一个应该首先装到筐里的干货。
比方陕南的一些山区，年年夏秋时节都会爆发山洪、泥石流，人畜可能在一次自然灾害中销声匿迹。这个时候，与其花巨大成本治理自然，不如把人从这种自然环境中迁出来。陕南搞的“大移民”也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种把人从不适合居住的地方搬出来的初衷则是好的。
生态移民是城镇化中比较迫切的一面，而老城扩展到新城区，则是许多地方试图开拓发展空间的普遍举措。
我在汉江沿岸的四个城市，都看到了这一现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往往是江的一边火树银花，另一边则是稀稀疏疏的几点亮光。而到了白天，就能看到江的那边沿岸一片片的工地，都在盖房子。连接新老城区的江桥，已经建了好几座，随着新老城区来往日益繁复，未来可能还要再建几座。老城区确实已经承载不了日益发展的城市文明。
这或许能够使城市的布局更合理，因为老城区作为商业中心的地位不变，而政府机构搬到新城区之后，政治和文明中心搬走了。沿河两岸，随着大片商品房的兴建，会成为城市的集中居住区，同时城市的绿化带和休闲区也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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