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了，我终于拿回属于自己的钱了！”在法院签下债权金额确认书，林先生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我原以为这笔钱再也拿不回来了。”
当年为了让孩子能上好学校，不少家长花大价钱甚至掏空家底，交了少则18万多则25万元的“教育储备金”。但随着贵族学校“金钥匙”的倒闭，这笔钱却打了水漂。家长们一怒之下将学校告上了法庭，但打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从立案至今14年，历经几番波折，“金钥匙”学校教育储备金系列案终于执行完毕。
昨日上午，广州天河区法院召开债权分配大会，300多名债权人领到债权金额共计9398多万元，其中教育储备金债权金额6000多万元。
漫漫14年的讨债路，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南方日报记者 洪奕宜 毕嘉琪
通讯员 田青 统筹 戎明昌
贵族学校到期没钱退
5000万元教育储备金打水漂
10多年前，冲着名牌高校和名师，杨先生把孩子送进金钥匙学校。谁知不但孩子没能学有所成，他还赔上了18万元血汗钱。
1994年6月4日，广州金钥匙学校经天河区教育局批准成立，校址设在龙洞，开设从幼儿园到初中的课程。同年9月，学校开始对外招生，一时间吸引了很多家长的目光。根据协议，杨先生一次性支付给学校18万元教育储备金。
和杨先生一样支付了巨额教育储备金的家长还有300多人。有的家庭一家3个小孩全部进了该学校，一下子缴了五六十万的教育储备金。据了解，家长们所交的钱根据当年招生状况从18万元到25万不等，共计5000多万元。
以收取高额“教育储备金”是私立民办学校俗称“贵族学校”的一种融资办学模式，自1992年诞生以来，立即在社会上形成一股热潮。其操作方法是：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无需另外缴纳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资金的银行利息或投资收益办学，学生离校或毕业时退还本金，这就是所谓的“贵族学校读书不用钱——‘以息养学’”的巨大吸引力。
不过，“贵族学校”的学生家长并非都是“贵族”，他们当中有机关干部，也有老板、商贩，还有少数普通工薪阶层和农民。李女士告诉记者：“我们两公婆是双职工，无暇接送儿子。这个学校能住宿，对我们来说很方便、很实际。”为此，她咬牙掏出了家底，还向亲戚借了一点才凑齐了18万元。
不料，他们两人的钱都打了水漂。
从1998年起，历经储备金禁令和名校办民校的对资金和生源的双重冲击，大批“贵族学校”接连倒闭，金钥匙也在受影响之列。从当年3月起，广州天河区法院陆续受理有关“金钥匙学校”的案件，并在1999年下半年后开始成批立案执行。但到2000年底，仍有近5000万元的教育储备金没有退还。
打赢官司却拿不到钱数十次协调盘活土地拍卖变现
2002年7月底，金钥匙学校被天河区教育局宣布停办。学校欠下大量教育储备金、员工工资、工程款等债务，引发了大批诉讼。据统计，天河区法院仅立案执行的金钥匙学校返还教育储备金系列执行案就达322件，相关案件执行标的本金共达1.12亿元。其中涉及受损失家长300多人，教育储备金6000多万元。
随后法院判决办学人有义务将教育储备金返还给家长，但官司打赢了，钱却拿不到。“因为金钥匙学校的用地都不是自己的，办学以来一直没有办妥相关手续，导致学校没有资产可以处理，不能用来拍卖还钱。”
“当时数百名家长情绪激动四处上访。”天河区法院副院长陈淡卿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为了彻底解决这批案件，天河区法院向区委政法委建议，采取先政府垫付完善征地、盘活土地，再拍卖变现的工作思路。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2007年，由天河区教育局以金钥匙学校的名义与原产权单位签订征地合同，并由区政府垫付了1000多万元征地款，办结征地手续。经过了数十次的协调、沟通及评估、补偿、征地等复杂程序，最终在2012年5月完成了拍卖工作，成交价为1亿元。
历经14年拿回血汗钱债权分配方案公布无人提异议
今年2月28日，天河法院召开债权人大会，公布分配方案并释法答疑，对347份债权进行债权审核和确认。
金钥匙学校执行系列案件已执行到位的款项共计约1.1亿多元。除扣除的土地征用款、土地及建筑物评估费、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可供分配的金额共9398万元。
“召开债权人大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担心，14年来，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这最后一个环节，哪怕有一名家长对分配方案提出异议，就要走‘异议诉讼’程序，至少也要再花上一两年的时间，那么300多位债权人还是拿不到钱。”天河区法院执行一庭庭长汪翔坦言。
在昨天上午的债权分配大会上，参会家长们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办妥手续离开的时候，家长们纷纷致谢：“感谢法官们10多年来为我们争取权益。”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要求创立公办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借此契机，1993年，广州英豪学校在全国率先采用“教育储备金”模式经营，打开了民办教育发展最大的瓶颈——资金。
此后，“贵族学校”在两三年内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但好景不常，这种模式受到国家宏调及名校办民校的双重冲击，日渐萧条。如今，民办学校多为面向外来工子女提供教育。
贵族学校转型成功仅14所
1994年，国家宏观调控连续8次降息，教育储备金经营模式存续的基础受到冲击，这也让民校的储备金有变相成为高息揽储的风险。为此，广东省教育厅1999年决定：民办学校不准向新生收取教育储备金，新批民校也不准收教育储备金，代之以每年收费制。
“当时有一批原来依赖于教育储备金的高收费民办学校因资金链断裂倒闭了，有一批借筹资方式转轨存活下来，还有少数收取的教育储备金不多，还清了这笔钱。”经历过这场巨变的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健记得，当时的民办学校倒了差不多80%，他庆幸自己属于稳渡难关的第三类。
据当时媒体报道，广东收取教育储备金的学校中转制成功的学校有14所，其中包括广东英豪学校、广东华美英语实验学校、广东碧桂园学校等。信力健说，这批“贵族学校”转轨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在储备金里抵扣学费继续办学；另一种是通过投资方的其他产业收入补贴学校亏损。
幸存下来的“贵族学校”也并不好过。从2000年开始，全国各地兴起了“名校办民校”热潮。在广东，华师附中、省实等重点公办学校纷纷与企业联合新建民校。由于有较稳定的资金后盾及强势的教学品牌，这类学校无疑给纯民办学校带来了巨大冲击。
从此，民办学校的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贵族学校”渐趋平民化。如今，面向外来工子女的民办学校更是占了“大头”。
民校发展期待政策资源公平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颁布实施，各地也陆续出台配套的实施办法，广东也于2010年出台了《广东省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规定“县级及以上政府应当设民办专项基金”，对民办学校的财政支持有了制度保障。
曾任广东省民办教育地方立法起草小组组长的张铁明认为，我省地方立法对民办教育的支持有明显效果。“扶持政策的到位，加上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民办学校的办学规模在不断扩展，几乎达到‘爆满’的程度，单是东莞地区就增加了3万－4万人，有些民办学校甚至出现‘除了厕所，其他都改教室’的状况。”
事实上，近年来政府对民办学校建立的入口卡得更严，需求的相对饱和及通货膨胀让民校倒闭的现象有所减少。但信力健坦言，由于资金不足，不少民办学校都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质量亦难以提升。民校长期以来在法律法规、资源配给上屡受歧视，在税收、待遇等方面未能与公校“一碗水端平”。“因此部分民办学校倒闭的风险依然很高。”信力健说。
张铁明认为，在确立新国民教育财政制度前提下，要准确把握《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促进”核心宗旨，以“促进”作为“规范”的发展方向，改变以“公”排斥“非公”教育财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