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会的宪政之争
谭洪安
1910年（清宣统二年）11月9日，天津新火车站（今天津北站）月台上人头涌涌，热闹非常。这一天，直隶赴京国会请愿代表一行人遭清廷驱逐回津，但他们受到了家乡各界的盛大欢迎。
此乃清末立宪派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国会请愿运动高潮的尾声。天津商务总会是当日欢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向来与官方有良好合作关系的津门商界，缘何变得如此激进，敢于公然发出极不“和谐”的声音呢？
1国会商会
“国会关系与商人居多，天津既为中国商场巨擘，岂可落后于人？”
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爆发的前因，源于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欧、美、日各国宪政归来后，清廷于1906年9月下诏试行预备立宪。一方面中央改革官制，实施大部制，加强集权，后又同意采用内阁制，设资政院；另一方面，各省可设咨议局及州、县一级议事会，大有开放基层民选的姿态。戊戌变法后遭到严厉打压的立宪派，由此声势大增。
但清廷对正式实行立宪，开展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期限，一直语焉不详，能拖则拖。1908年8月初，直隶省留法海归王法勤、教育家温世霖、天津县议员孙洪伊等人联袂进京，向都察院（类似于今天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开了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
直隶立宪积极分子此番行动，得到南方各省代表乃至海外华侨的声援，清廷逼于各方舆论压力，再次下诏：九年内颁布宪法，召集议会。但立宪派认为，九年时间太过漫长。于是，在声望甚高、人脉极广的状元实业家南通张謇（时任江苏咨议局议长）呼吁下，全国16省咨议局代表齐聚上海，组织请愿联合会，要求速开国会，领衔进京者，又是直隶孙洪伊。
1910年1月到10月间，立宪派先后发起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高潮，最后把请愿书递到了监国摄政王载沣（光绪之弟、宣统之父）的手里，而每一次，都是以孙洪伊、温世霖等为首的顺直（顺天府和直隶省，即今河北及京津地区）系人马充当主力前锋。
天津商界正式介入国会请愿活动，是在同年6月第二次运动高潮期间。当时，天津商务总会决定推举会董杜宝祯等三人作为代表赴京。
其实，在此之前，孙洪伊曾数次致函天津商务总会，力促其牵头发起直隶商界国会请愿团。他说“政府注重商政，商人建言尤为耸听”，且“国会关系与商人居多，将来税则问题即须慎重讨论”，并表示湖北、湖南、江苏等商业繁盛省份的商会，已愿意助一臂之力，天津既为中国商场巨擘，岂可落后于人？
孙洪伊还牵线搭桥，邀约直、苏、粤、湘、鄂五省商会代表，于5月底在汉口会合，再联络发动各省各埠商会，谋定之后，同时北上。
孙洪伊虽非商界中人，但数年来四处奔走，几遭官府迫害，在士绅民众中声名日著，天津商务总会决策层，亦不能不为所动。
2商人本分
“当前时局，所有商民均遭困难，皆由于官府之压力与国家之专制，非开国会不能扭转大势，故请开国会，商界亦有担负之责。”
据留存下来的天津商会档案记载，1910年5月底前后，天津商务总会10位会董曾开了一次碰头会，讨论在接二连三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商会究竟应采取何种态度为佳。
对当时情势下，促请清廷速开国会的必要性，会董们大体无异议，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以商会名义，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改革运动？
持保守态度的会董声言，商会应办商务，其他事不应办，国会事关重大，商人不够资格，更不能办。或者觉得商会本来就经费不足，须设法节省，还是守住本分最好。
持开明态度的会董认为，若速开国会确实可减免捐税，则此事对商界的意义，比士农工各界都重大，不妨考虑牵头。
后来获推举为请愿代表的杜宝祯，发言最为激烈详尽。他说，商会本为保商而设，不应干预别的事，但当前时局，所有商民均遭困难，皆由于官府之压力与国家之专制，非开国会不能扭转大势，故请开国会，商界亦有担负之责。
但他又承认，以天津商会“半官半商之性格”，如直接出面，恐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阻挠，从策略上讲，由众商集体具名参与，比用商会名义更稳妥，商会总理亦应退居幕后，以留余地。
时年37岁的杜宝祯曾任天津《中华报》主笔，经营印染业之余，热心社会事务。他既愿担当重任，众会董也就顺水推舟了，在第二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他都是天津商界主要代言人。
对前两次国会请愿运动，清廷的答复是国民知识不足，应待九年预备期满后，再开不晚，立宪派情绪愈加激愤。1910年10月，他们说动16省督抚联名通电，恳请组织内阁，明年召开国会，在北京刚开幕的资政院200位议员（钦选、民选各半），大部分也赞同此诉求，商会代表更是喊出“一日不开国会，一日不纳税”的口号。同时，京津、奉天（今辽宁全境及内蒙古、吉林一部分）、四川等省学生，群起罢课响应。
眼看局面可能失控，清廷执政的亲王和大臣不得不作出让步，于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期缩短为6年，届时将开设议院。但同时限令，各省请愿代表须即日散归原籍。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欢迎英雄凯旋的大场面。
3明哲保身
请愿同志会：“国会期限，业经缩短，政党发生，正在此时。”天津商会：“接书后，即召集各行会董商议，可到会者寥寥，无法依约签名。”
在各地请愿代表被迫离京之前，清廷依旧不答应“明年即开国会”的消息已传回天津。年近古稀的天津商务总会会董、米业商人李向辰，与几位颇负名望的绅商一起，也发起了一次小规模的请愿，向直隶总督陈夔龙表达不满。
但自此之后，也许是意识到清廷当局对“异见分子”的态度转趋强硬，在请愿运动期间始终保持低调的天津商务总会核心领导，开始流露出明显的消极情绪。
清廷下令驱散请愿代表后，孙洪伊等中坚分子仍留在北京，继续批评朝政。1910年11月下旬，他们以“请愿速开国会北京同志会”的名义，发起“请开党禁”动议，认为“国会期限，业经缩短，政党发生，正在此时”，并致函天津商会总会，希望得到签名支持。
天津商务总会总理王竹林、协理宁星普回复称：接书后，即召集各行会董商议，可到会者寥寥，无法依约签名。
几天后，孙洪伊亲笔拟定洋洋近二千言的《同志会通告书》送到天津商会总会，内容仍是呼吁“立内阁、释党禁、参与宪法”。商会的批语干脆只有两个字：不理。
众所周知，天津商务总会与清末纷纷冒起的各地新式商会一样，既要在中央政府商部登记备案，也要受地方大员（如直隶总督）节制，虽由民间商人发起，仍不免时时看官方脸色，行事不能完全自由。再加上王、宁两位大佬在官商二界摸爬滚打多年，政治触觉当然不一般。
到了12月底，摄政王载沣果然对鼓噪不已的立宪派忍无可忍，下令将仍滞留在京的东三省请愿代表押解回原籍，各省督抚也要强力弹压本地抗议者。1911年1月，本来就无意于新政改革的陈夔龙，派兵逮捕发动天津数千学生集会静坐的温世霖，随即由清廷重判其发配新疆。
至此，轰动一时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不过，彻底挫伤立宪派积极性且民心尽失的清廷，离它的末日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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