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祛病
小时候，“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倒美国野心狼！”这首歌没人教，我就会唱了。
“美国野心狼”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孩子来说，无异于现在卡通世界里的“外星怪兽”。
《奇袭白虎团》、《南征北战》，当时国产著名电影里有像日本鬼子那样的美国鬼子，令我畏惧、憎恶。
像铁那么沉的牛皮鞋，心里又有些怪怪的说不出的感觉。
当时漫画中的美国鬼子都是大下巴颏，夸张的大尖鼻头，脑袋上扣着个钢锅似的钢盔，端着一挺歪把子机关枪，狠哋哋撇着嘴；整个人端肩缩脖，畏首畏尾——标准的美国野心狼，就这样儿！
我上小学一年级不久，一天下午，学校红小兵宣传站的小广播里教务主任传达了一个文件，语气很严肃。大意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要访华了，我们国家的态度，周恩来总理要出面接见等等。
我们学校在北京的中心街道——长安街南侧，同学们上下学基本都要经过这条政府迎宾车队必经的交通要道。教导主任在小广播中反复叮嘱学生遇到外国人时该如何如何，还念了一个十六字方针，我只记住了“不卑不亢”四个字。最后教导主任交代，今天下午第一堂课，各班主任具体讲解这次尼克松访华期间，每个同学都应该注意的事项，确保不出现任何差错。
课上，班主任老师拿一个小本子，把教导主任的话又念了一遍，又提到“不卑不亢”。她告诉毛头娃娃们，“不卑”就是见了外国人不要怕，不要跑，表情要自然；“不亢”就是不要在外国人面前提美帝国主义，不要喊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不要对外国人怒目而视。这时老师做出一副昂首怒目的表情说：“同学们，不要这样，听懂了吗？如果你看外国人想要走过来跟你说话，离得远的话，尽量避开；避不开时，要有礼貌，要表现出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红小兵战士、新中国的少年儿童落落大方。要为中国人民争光，为北京争光，为学校争光。决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我们的脸，丢自己的脸就是丢学校的脸，就是丢……我们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对待这个问题。”
冬天下午的阳光真是容易让人困倦，我已经听得昏昏欲睡了，小脑袋一个劲儿要往小课桌上撞。老师还在嘱咐着：同学们，最近一段时间上学要衣着整齐，尽量不穿破衣服，打补丁的能不穿尽量少穿，我们要防止帝国主义分子、外国特务以记者的身份到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专拣些极个别的阴暗面拍了照片，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发表，丑化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对这样的事要坚决抵制。如果看到有外国人背照相机的，同学们一定要距离远一些，不要让这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给我们同学照相。另外，见了外国人，和我们长得不一样，穿得也比较个别，同学们不要围观，外国人扔的东西，不要捡……我再强调一遍，同学们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人民区分开来，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必然要灭亡的，但美国人民还是好的，很多的美国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等待着无产阶级去解放他们。……老师面面俱到，讲了整整一堂课，“同学们都明白了吗？”“明——白——了”！孩子们嫩声嫩气回答。
孩子们没有糊弄他们的老师，一些日子后的事情印证了这些比幼儿园大班孩子大不了多少的毛娃娃真是听懂了老师的一番大道理。
孩子们天性爱听故事，老师抽空也会给孩子们讲讲：在50年代，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美国的一个外交官在会议大厅外相遇，在周恩来主动伸手与对方握手后，那个美国人用手绢擦了擦手，收起手绢；周总理反应非常快，他也从容地拿出手绢擦了下手，并随手把手绢丢到垃圾桶里，这举动为当时的新中国人民增了光，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威风……从这时起，周恩来就成了我心中睿智、勇敢、被崇拜的榜样。
半个月过去了，长安街上没有出现欢迎的花束，也没有新闻纪录片中常看到的，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时孩子们统一而欢快的笑脸，只是街道比以前干净，马路边乱飞的冰棍纸、垃圾不见了，空空的长安街为尼克松等待着。
这之后，我们终于在电影院里看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尼克松的新闻简报纪录片。看电影时，我一直盯着周总理的脸，看他对美国总统是微笑还是咧嘴露牙地笑，或者是不笑，很严肃，很斗志昂扬。结果都不是。周总理似笑非笑，眼里带着友善的诚挚。我猜想，英武的、落落大方的周总理的表情和举动应该就是老师说的“不卑不亢”的典范了吧（那时比较流行称“榜样”）。
那段日子里，尽管同学们听从老师的号召，剪了黑黑的泥指甲，早晨也洗了脸才去学校，破衣服虽然还有人穿，但也必定让家长给打了补丁。但同学们没有看到老师预告过的，好奇地盼望出现，又害怕见到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件事要落幕了。
谁知，这天下午，一点半过点儿，我们班几个男孩子兴奋、紧张，赛着跑进教室，“老师，老师……”
老师坐在讲台前，托着腮，年轻的眼睛在镜片后探究地注视这几个在冬天里跑出一头汗的小孩子。“老师，屈红霞被外国人照相啦！”“对，被外国人，我看见了，就在胡同口上。”“屈红霞哭了”……
孩子们七嘴八舌，生怕丢下什么没说。
老师站了起来，迟疑了一下，又坐下了，眼睛里的注视变成了茫然。孩子们抻着脖等待着老师能说些什么，可老师什么也没说，只点了点头重又把手支在下巴上。
陆续进教室的孩子，你一言我一语传播着这个曾被老师预言过的，刚刚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照相事件。“上课的预备铃响了，破旧的走廊木地板被快要迟到的孩子们踏得咚咚响。我们班最后一个进来的是屈红霞，她踯躅着，低着头，一副落难的样子，在全班同学齐刷刷投掷在她身上的目光里，狼狈地默默坐在了座位上。
之后……什么也没发生，屈红霞又恢复了憨憨的小毛丫头样儿。
一年过去了，复兴门一带要修立交桥，天安门大会堂通钓鱼台国宾馆的路要临时改道了。妈妈的车间就在这条新马路西侧。
一天放学，我背着书包，边走边踢着路上的小石子到车间去找妈妈。走到这条马路东侧，我开始停下来发呆。老师好久没再检查每个孩子的手指甲干净不干净了。我又踢了一块小石子儿，开始端详起自己又黑又长、指缝里满是泥的手指头。看着不过瘾，我站在空荡荡的马路边，啃起了指甲。当听到马路西北方向传来汽车的嗡嗡声时，我啃着指甲抬起头，一辆豪华的大汽车往这边驶来，车上坐满黄头发外国鬼。说时迟，那时快，一个中年鬼举起相机，对着我的方向按下了快门。“糟了！”我怔了一下，想把手藏进兜里，可那车屁股已经越来越远了。“我——？我也被外国人照了相！怎么办？”我开始不安起来：要是照片在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登出来，学校会找我妈吗？会处分我？……我的不安越发严重起来，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过了那条空无一人的马路，失魂落迫地逃进妈妈干活的车间。
小孩子的不安没几日，见太平无事也就忘了。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家由胡同大杂院中破烂的平房搬到了鸽子笼般的高楼里。一天，邻居10岁的美丽小外孙女举着一张一次成像的照片回家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次成像照片。小女孩举着照片是因为照片新鲜“出炉”，还没完全显影，照相的陌生人告诉小女孩要在阳光下晒一会儿才能看得清楚。一会儿照片能看清楚了，那是在街心花园的浓荫下，三个同龄的小姑娘亲密地站在一起，邻家的小女孩儿浅粉的小裙子，无袖的白色小T恤，一派美丽活泼的童年模样。小女孩说，在街心花园玩时，过来一个大胡子的外国人，给她们照相，照完就把照片给了这几个孩子。
又过了些年，一切的界线都不那么鲜明了。街头书报亭中，杂志报刊上时装、体育、美女、战争、球星、灾民、旅游胜地，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照片……谁还会想到，往前追溯三四十年，曾经有过的，那些关于照片的小插曲，和当时人们的心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