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得华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W. Dworkin）于2013年2月14日去世，享年81岁。德沃金在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法哲学领域，他媲美牛津大学的哈特（H. L. A. Hart）教授，两人有关法哲学的争论统治了当代英美法哲学；在政治哲学领域，他比肩哈佛大学的罗尔斯（John Rawls）教授，被称作自由主义的代言人。纽约大学法学院网站上对德沃金的介绍是：“他可能是两百年之后其著作还可以被读的两三个人之一”。他获奖无数，最有名的是人文社科领域的诺贝尔奖——霍尔堡国际纪念奖，获奖理由是“他开创性的学术工作具有世界性影响”。
德沃金还是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他依凭自己一贯的哲学理论针砭时弊、议论时政，在《纽约书评》发表文章百余篇。德沃金逝世的当天，《纽约书评》立刻开辟专版，挑选德沃金半个世纪以来发表在《纽约书评》上最具代表性的六篇文章作为纪念。
生平
德沃金193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年幼父母离异，由做音乐老师的母亲抚养成人。德沃金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成绩全部为A。1957－1958年，他担任著名的汉德（Billings Learned Hand）法官的法律助手，1958－1962年在纽约Sullivan & Cromwell事务所担任律师。1962年，德沃金获得第一份教职，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69年，经哈特教授力荐，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直到1998年退休。一位美国人在英国最有名大学的法学院担任法理学教授达30年，这确实是一个奇迹。1975年起，他兼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1998年起，兼任伦敦大学学院法理学教授。随着德沃金的加入，纽约大学法学院在全美法学院的排名大幅攀升，其法理学专业排名超越了哈佛大学。德沃金和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合开的“法律、政治与社会哲学研讨班”是当今世界最具声望和挑战意义的学术论坛，无数学者以参与研讨为荣。
德沃金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认真对待权利》、《原则问题》、《法律帝国》、《生命的自主权》、《自由的法：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至上的美德》、《身披法袍的正义》、《民主是可能的吗》、《最高法院的阵形》和《刺猬正义》。
思想
古希腊诗人阿奇劳哲斯有一句名言“狐狸知晓许多事，而刺猬只知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此句进行了绝妙发挥，用“刺猬”与“狐狸”指称两类不同的哲学家。狐狸型哲学家承认价值多元，多元价值之间往往冲突、抵牾，万难两全；刺猬型哲学家追求一元价值，认为诸种价值可以和谐共处，一种价值的实现会带来其他价值的实现。德沃金自诩为刺猬型哲学家。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刺猬正义》（Justice for Hedgehog）中，他坦承“狐狸”已经统治英美哲学界几十年，虽然刺猬看起来幼稚甚至危险，但他选择做一只刺猬。正因如此，笔者将德沃金称为一只特立独行的刺猬。举世皆做狐狸，唯有他勇敢地选择做一只刺猬。
刺猬只知道一件事，但它知道的是一件“大事”。德沃金眼中的大事就是“价值统一”。伯林认为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必可避免的悲剧，一个价值的实现必然以其他价值的减损为代价，德沃金坚信多元价值可以在更抽象的层面获得统一，平等、自由、民主、正义等各种价值构成一张信念之网，准确地理解其中的一个价值，需要同时理解这张网中的其他价值；这些价值相互支持、可以调和，其中的一个价值可以从其他价值中成长起来并反映在它身上。例如，珍视自由者同样珍视平等，而且平等与自由可以兼容。德沃金的一元论思想贯穿于他的法哲学、政治哲学，也贯穿于他对个人道德和政治道德的理解。
德沃金的思想极具原创性，其著作又涉及众多主题，时而是细致缜密的理论推理，时而又是充满激情的时事剖析。一篇小文无法详述各个主题之间的细密关联，因此，笔者从德沃金的著作中挑选了一些“关键词句”，并穿插有趣的小故事，希望以此展现德沃金的深邃思想和人格魅力。
哈特-德沃金论战
首先讲讲德沃金与哈特之间的故事。哈特是牛津大学法哲学教授，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学者，20世纪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言人。德沃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哈特评阅了德沃金的试卷，非常震惊，德沃金的答卷竟然对哈特的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哈特甚至担心，如果德沃金毕业后担任法哲学教师，一定会挑战到自己的理论。但是，多年之后，正是在哈特的力荐之下，名不见经传的德沃金执掌了牛津大学法哲学教席，长达30年。
哈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的确亲手培养和造就了自己最可怕的对手。德沃金的成名作《认真对待权利》就是对哈特理论的批评，拉开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哈特-德沃金论战”序幕，无数法哲学家投入这场论战。直到本世纪，英美法哲学还在热议是不是应该摆脱哈特-德沃金论战，进入“后哈特-德沃金论战时代”。德沃金的去世，恐怕会掀起另外一波研究高潮。
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主张法律是一个规则体系，其中有一条称作“承认规则”的规则最重要，它可以识别哪些规则是法律规则哪些规则不是法律规则。这条规则犹如楚河汉界，将法律放在一边，将道德规则隔离在法律体系之外。法律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律是否符合一条道德标准是另外一回事，“恶法亦法”。
德沃金在规则之外发现了“原则”，并且论证说原则与规则不同，原则对法官也有约束力。更重要的是，原则无法通过“承认规则”识别出来，它的约束力来自于法律界长时期形成的妥当感，它本身是道德原则。如果德沃金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实证主义者将会看到令他们感到恐惧的结果：法律是一个规则体系的图像将被摧毁，法官在漏洞处修补法律进行自由裁量的理论也将被瓦解，特别是他们精心建构的大厦的根基——那个识别什么是法、什么不是法的“承认规则”将被颠覆。法律与道德不但不是分离关系，相反，法律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
德沃金的挑战直接造成了法律实证主义内部的分裂。一支称为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或柔性实证主义，他们接受了德沃金的部分理论，主张承认规则可以允许道德作为检验法律效力的标准。另一支称为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或刚性实证主义，他们特别强调承认规则的事实属性，反对承认规则允许道德作为检验法律效力的标准。至今，这两支法律实证主义还争论不休。重要的是，他们自始至终都必须认真对待德沃金提出的挑战。
“法律作为解释性概念”
1986年出版的《法律帝国》一书是德沃金成熟的法哲学作品，对哈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上升到更为抽象和复杂的哲学层面。他提出“法律作为解释性概念”，革命性地改造了传统的法哲学。自从德沃金提出“解释”概念以来，英美法哲学界掀起了一股“解释热”，再次证明德沃金引领学术潮流。
德沃金说，哈特误以为法律是一个标准性概念，即认为“法律”一词的真实含义取决于某个特定的事实标准，人们只有事先分享这一事实标准才能展开有意义的争论，否则，大家不过是遵循自己的标准各说各话。
德沃金认为，法律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分享一个解释性概念，不要求我们一致同意某个标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自己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展开有意义的争论。例如平等，即使我们对什么是平等存在争论，我们仍然可以争论某一制度是否体现了平等。这两种争论都是真实存在的，有关什么是平等的争论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平等意义重大。它鼓励我们反思和审视平等的价值或目的，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解释平等，最后判断某个特别的平等规则是否反映了这个目的意义上的平等。解释性概念需要建构性解释，即解释者需要给解释对象施加一个目的，以便把这个对象描述成为它所属的那种形式中最好的例子。建构性解释在对象与目的之间创造了一种相互关系。这个目的不是作者的目的而是解释者施加的目的。针对同一个解释对象，解释者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赋予解释对象一个目的，并将这一对象按照这一目的所指引的方向解释得最好。
法律就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具有一个目的。德沃金认为法律的目的是指引和限制政府权力，除非源于过去的政治决定所产生的个人权利和义务许可或要求，否则强制力不应行使或不行使。德沃金以此作为法律的抽象概念，提出了三种有关法律概念的观念，即哈特的“惯习主义”、波斯纳的“法律实用主义”和自己的“整体性理论”。他认为只有第三种观念才对律师、法学教师、法官的实际行为和他们实际在说什么作出了最佳阐释，因为“整体性理论”融会了公平、正义和正当程序三种价值。当法官在建构性解释法律的时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适合”和道德价值。“适合”要求法官提供的解释必须来自于过去的判决或者立法；道德价值要求解释这些适合的判决蕴含的道德价值。
建构性解释不但可以充分地说明整个法律实践，而且还力图在法律实践和对这种实践的最佳论证之间保持平衡。此时，解释者就不再是中立的理解法律了，其道德不可避免地融入对法律的理解。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再次被打败。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
此处讲讲德沃金与汉德法官的故事，以及更为重要的，他们两人对司法审查——美国宪法理论最重要的主题——的分歧。有一次，德沃金和他刚认识的女朋友给汉德法官送一份文件，不知不觉聊了两个多小时，女友问德沃金：“如果我常去看你的话，是不是可以经常见到他？”这就是汉德法官的魅力。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四位法官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霍姆斯、布兰戴斯和卡多佐。难能可贵的是，唯有汉德未担任过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曾经有人问法兰克福特大法官谁是联邦最高法院最伟大的法官，他回答说，最伟大的法官不在最高法院。
1957年，德沃金因为在哈佛大学成绩优异而被选为汉德法官的法律助手。在美国，优秀学者的标准履历一般都包括做一段时期杰出法官的法律助手。当时汉德已经85岁了，德高望重，大名鼎鼎，德沃金不过二十来岁血气方刚，他竟然公开质疑汉德法官“霍姆斯讲座”的讲稿，批评汉德对布朗案的评价。尽管如此，汉德法官后来非常欣赏德沃金的才华，称赞德沃金是“我所有法律助手里最优秀的一位”。
司法克制是汉德法官终生的司法哲学，他反对法官依据宪法宣布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法令无效。他说：“最令人讨厌的事就是被一群柏拉图式的监护人统治，即使我知道如何选择他们。”德沃金针锋相对，将他理想中的法官比作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赫拉克里斯，宣称“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宪法是用宽泛、抽象的语言撰写的，宣布了个人抗衡政府的权利和政府依据道德原则统治的共识。法官只有把宪法条文理解为道德原则，才能在具体案件中对这些道德原则作出最佳解释，才算真正地忠于宪法。美国的法官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只是不承认而已。司法审查，不但不是“反民主”的，反而促进了民主，因为它平等地尊重少数人的权利。
德沃金说，有关宪法价值的决定应当与日常政治区分开来，宪法决定是有关原则的，不受制于多数人的决定。如果多数人没有表达“对每一个人的平等的关切和尊重”，那么多数人的决定就不是合宪的。“平等的关切和尊重”构成了权利的基础，“权利作为王牌”，边沁等功利主义者主张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无法与权利抗衡。
“纽约书评专栏作家”
德沃金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他是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一生在《纽约书评》发表一百多篇文章，议题包括同性恋、堕胎、安乐死、积极补偿行动、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以及奥巴马的医疗改革等等。他认为，盲目的表态、煽情的评论、情绪化的投票、无理的指责充斥了政治议题，却忽略了什么是真正的论辩。真正的论辩应当这样进行：分享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则，对哪些政策更好地反映了分享的政治原则进行争论。只有如此，人们才会形成真正的论辩，带来智识上的刺激和挑战。
当然，对方既可以就这些基础性的政治原则展开论辩，也可以就具体政策是否更好地反映了政治原则进行论辩。对于这两种论辩，德沃金都高兴地邀请对手参加。如果对手接受论辩的前提，但又质疑德沃金的具体的政治信念，那么对手就必须表明为何德沃金错误地解释了这些原则。谁对抽象原则的解释更具融贯性谁就获得胜利。德沃金的论辩犹如庖丁解牛，切中肯綮。如果哲学家能够以自己的思想介入公共生活，那么公共生活的品质当会提升。
人类尊严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德沃金认为最抽象的政治原则是人类尊严原则，包括两条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内在价值原则，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种特别的价值。这是一种客观的价值而不是主观的价值。第二个原则是个人责任原则。对于成功实现人生价值，每个人都负有特殊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自己判断哪种生活对他来说是成功的。对此，他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而不受制于其他人。这两条原则界定了人类尊严的基础和条件。这两条原则是个人主义的。价值附着于每一个人自己，责任也是如此。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都具有内在重要性，同时，每个人不能否认其他人的人生也具有内在重要性。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作为工具，那么他也在轻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德沃金是康德的当代传人。
尊严的这两个维度反映了两大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指向平等的理想；第二个原则指向自由。哲学家例如伯林常常说，这两大价值是竞争性的、无法相容，人们选择一个的时候就必须同时牺牲另外一个。但德沃金不接受平等与自由的冲突，他认为平等和自由是相容的，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某个方面。政府的正当性来源是，将每一个人视为平等的人并予以“平等的关注和尊重”。所谓平等的关注，就是政府关注所有的人而不是一部分人，这是平等的要求；所谓平等的尊重，就是政府尊重每一个人自己做出选择并承担责任，这是自由的要求。
德沃金在中国的影响
德沃金在中国名气很大，影响却不大。除了学术界，恐怕没有多少人听说过他或者读过他写的书。尽管1996年以来，德沃金的著作基本上都翻译为中文，并成为法学类畅销书，但再畅销也比不过金庸的小说。更何况，许多人买书是为了藏书而不是读书，君不见多少人买书之后搁在书架上任它落满灰尘。
2002年，德沃金教授应邀到我国的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讲学，这是德沃金唯一一次和中国的近距离接触。德沃金的中国之行和庞德教授（Roscoe Pound）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之行没有可比性。当时官方、民间盛情接待庞德，而德沃金却是“悄悄地来”“悄悄地去”，尽管德沃金教授在学术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庞德教授。但是，我们有理由认真对待德沃金。一个理由是智识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我们想要了解国外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另外一个理由现实一些，我们需要一些人权启蒙，毕竟“权利作为王牌”、“平等的关切和尊重”的理念在我国还远未扎根，“认真对待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纪念一位哲学家的最恰当方式，就是认真对待他的著作、与他进行思想上的论辩。今天你读德沃金了吗？
（作者系山东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