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
2012年我国又出版了不少好书，简直有点目不暇接。我个人特此推荐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Kirzner，1930-目前）《市场过程的含义》中译本。这是一部介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的著作，尤其是柯兹纳自己发展的市场过程理论。这里，我愿意谈谈研读此书的一些心得体会，说说《含义》对中国改革的含义。
柯兹纳：一座桥梁
柯兹纳则是继米塞斯与哈耶克之后最杰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研究工作集中在有关知识、市场过程和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市场伦理研究。柯兹纳迄今为止出版了17部著作，其中最经
典的作品为1973年出版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和1992年出版的《市场过程的含义》。
柯兹纳秉承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又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本书的副标题“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界定了全书论述的范围，而主标题“市场过程的含义”则道明其论述的主线为市场过程及其相关理论。
柯兹纳在书中梳理了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史研究成果，剖析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一些学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从根本上来说，与主流经济学主张存在市场均衡倾向的观点无法调和。
奥地利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其标志是该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博大精深，主要包括：一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它把一切社会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和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认为一个集体或者群体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集体或者群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的组合。要依据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分析理路从政府官员个体及其互动来把握所谓“国家”、“政府”、“集体”、“组织”的决定和行为，不为各种宣传所蒙蔽——其背后都是一些个人的行为，而这种集合概念都是对这些个人的指代。二是主观认识论。它承认只有通过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知和预期，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三是主观价值论。它认为，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大小取决于购买者肯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是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需求和条件，客观上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经济价值或价格。四是边际效用理论。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和程度。边际效用指在一定时间内消费者增加一个单位商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新增效用。五是机会成本理论。按此，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作出一项选择而被放弃的、价值最高选择的成本。六是有关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理论。它认为人们的消费有时间偏好，生产活动建立在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提出“迂回性生产”的作用，而这里的“迂回”就关乎时间。七是提出竞争作为发现程序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竞争是一个过程，是发现很多事实的程序。很多分散知识是在竞争过程中创造和产生的。竞争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在于竞争的结果不可预知。八是人类行为学理论。这是一种有关人的行为普遍规则的经济理论。按此，人是“行动着的人”，人的行为的一大特点就是其目的性。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人们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行为规律，包括经济规律。人类行为学认为经济问题需要在人类行为学总架构里面加以讨论。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解释方式则有助于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
对此，柯兹纳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逻辑一贯地加深奥地利学派的认识，不一定要否定主流经济学的主旨（即将市场结果理解成倾向于根据资源约束情况反映消费者的相对偏好），而只需强调主流经济学的这些结论只有通过引入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主观主义思想才能得到自恰的捍卫。也就是说，柯兹纳试图在奥地利学派的非均衡论和主流经济学均衡论之间铺设一条桥梁，因此，他虽然坚持非均衡论，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均衡论，但认同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可均衡性”观点，不认同可实际上达致均衡。正是这种对“可均衡性”的认同，铺设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桥梁。这种“可均衡性”意义重大，不等同于达致均衡本身。可用来正确理解这种“可均衡性”以及“均衡化”过程的理论，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使很多人迷信于“需求管理”和赤字财政，它也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古典经济学退居二线。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越发成为显学。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踊跃充当“帝王师”，新古典经济学也成为辅佐“帝王”的“御用工具”。其结果是，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宏观经济学，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权力恶性膨胀、侵犯私人产权的工具。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专注于扩大政府支出，维持短期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支付，而置个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产权于不顾。目前的世界各国似乎都已沉湎于这一轰轰烈烈的全球“产权破坏运动”之中。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不属于主流经济学，没有参与到上述全球“产权破坏运动”当中。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坚持产权保护，坚持市场经济是增进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唯一道路。一般人以为，奥地利学派既然不是主流，就没有借鉴和利用的必要。
国内对奥地利经济学的关注在不断扩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落脚点是对个人及其行为的分析，将个人行为看成在真实世界里基于自身偏好与主观价值观所做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有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将对个体生产活动的分析建立在了个体消费者的偏好、需求与主观价值基础之上。每一个消费者的自我选择都受到自身偏好与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些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决定了消费者的需要，影响所有生产活动的数量与方向变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致力于分析个体面对真实环境时的状态，认为生产活动建立在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奥地利经济学还是一门有关个人基本权利的经济学，主张私人财产是有效运用资源所不可或缺的，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和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坚信政府对于市场过程的干预将会导致非意图的不良后果。
市场是过程
柯兹纳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中认为，市场过程是由一系列发现而造就的变化构成，这些发现是因为有构成最初不均衡状态的无知的存在。它把市场看作是在所有时间都表现出激励真正的、有价值的发现的强大力量。企业家的警觉在其发现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把市场过程看作是系统性的、相互协调的一系列计划修正。正如柯兹纳所言，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市场过程被理解为提供一种系统性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企业家的警觉而被启动，倾向于降低相互性无知的程度。“均衡”确实从来都没有被实现，但市场确实展现出强烈的“朝向均衡趋近”的倾向性。
根据柯兹纳的观点，企业家能够警觉地发现现有市场选择协调模式中的缺陷，允许我们看到为何可以把系统性（“均衡化”的）市场趋势归因到创造性的、原生性的企业家警觉。但他也认为，企业家在发现和消除错误的过程中也会犯错，在这个过程中趋向动态均衡（但不是达致“均衡”）。
柯兹纳在哈耶克的知识理论基础上，在20世纪70年代连续发表数篇文献，复活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理论，并逐渐将它融入主流经济学理论。熊彼特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最初引入了一个“循环流转”的状态，其中没有企业家和创新，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随后他引入了企业家和创新，从动态和发展的视角看待经济体系。作为创新的结果，原来的“循环流转”状态被打破，经济进入更高层面的“循环流转”状态。熊彼特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指出，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是创新的主体。对于熊彼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替代旧组合。他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始作俑者。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代之以新的、高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
柯兹纳和熊彼特的区别
柯兹纳和熊彼特两者企业家理论方面有着不同的贡献。上述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主要解释的是一个经济体如何依赖企业家的“创新”打破原有的“循环流转”状态，从一个均衡走向另外一个均衡，因而是仍然立足于均衡论、承认均衡论的。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是市场过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秉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主流观点，即不承认存在“均衡”，只承认市场存在可均衡性和趋向于“均衡”的特点。但这个“均衡”总是在没有达致之前就因市场情势的变化而被打破。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主要解释了企业家创新发生之后，企业家的警觉和发现如何使得经济朝着趋向于“均衡”的方向发展，尽管这个“均衡”没有真正达致。当然，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也可用来补充解释创新过程中所要求的企业家警觉和发现。但这至少在柯兹纳的理论中并没有占据过多笔墨。此外，熊彼特和柯兹纳企业家理论的另外一个差别是，熊彼特的理论很少从信息不完全或者分散知识的角度去论证企业家过程，柯兹纳的理论则充分利用了信息不完全或者分散知识的视角。正因为如此，柯兹纳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一书中指出，哈耶克所指熊彼特理论中所缺乏的东西就是“对市场过程的正视”。而在市场过程中，“所有有关资源可得性和消费者估价的分散信息被调动起来并据以支撑支配生产和资源配置的选择”。柯兹纳认为，“需要引入熊彼特经济体系思想的是对企业家警觉性和想象力的角色的认可，它们能够激发和驱动这一知识动员的市场过程——尤其在面对不可知未来的十足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他由此得出结论，正因为熊彼特未能认识到市场过程的这个主观维度，使得他相信
消费者的价值评估可以自动转换成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价值评估。对于柯兹纳来说，正因为存在这一主观维度，消费者的价值评估和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价值评估都是会犯错的。而这些犯错的可能性或事实本身又为容易犯错的企业家警觉和发现创造了机会。
有关市场过程中企业家警觉与发现的作用，柯兹纳认为，人类行为中的企业家因素，就是对纯利润机会信号做出的反应，这种纯利润源于社会中由于分散知识而产生的错误。正是这种纯利润激励促成了“竞争性的企业家发现过程”，它让市场参与者了解越来越多的、分散于市场中的相关信息。按照柯兹纳的观点，正是这种企业家的竞争性过程，解决了集中计划者难以回避的根本性的知识问题。他认为，假如集中计划取代企业家发现的过程，无论是全社会范围的大包大揽计划，还是自由市场中国家零敲碎打式的干预，计划者都扼杀了市场超越基本的知识问题的能力，还使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束手无策。他坚信，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哈耶克所指的知识分散问题：集中计划没有办法解决知识分散问题；权力的集中即使不是彻底终止市场发现的过程，也是对它构成了阻挠。
根据柯兹纳的观点，直接激发以及塑造企业家行为的是（对于未来会如何的）想象而不是这些事实本身。但是企业家的警觉性使其努力去注意的并且正确地想象的是（将要发生的）未来的现实，并且是这些现实带来的预期收益“开启”了企业家的警觉性。柯兹纳在其理论中实际上引入了“试错”的观点。他认为，说企业家的行为可以被看成是对“现实”做出“反应”，一定是在一种修正的意义上讲的；为未来而采取的行动总是在试图更正确地想象未来（并且从中获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因为企业家警觉性不足，没有对这些激励做出反应，企业家采取的行动虽然是错误的，但仍然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情况，它们可能现在对企业家的警觉性提供一种激励，使得他们的行为趋于实现社会效率。
柯兹纳书中所分析的奥地利学派思想以及市场过程理论充满了洞见，对中国有着种种意蕴。比如，理解和掌握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就容易看透迷雾，明了任何组织的决策都是一些具体个人的决策，也容易使得国家主义或者其他形形色色的公益主义所制造的“公益幻觉”不攻自破。这类主义也存在于我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所言，如果离开了个人利益，就不存在任何利益。又如，理解和掌握了主观认识论，就不会被某种客观认识论所迷惑。主观认识论意味着，不同人的感知不一定相同，同一个人的感知也可能有偏差、有错失。对于中国，无论是一个组织或者个人，其所宣扬的“真理”只不过是个人或者一些个人的感知，这种感知可能有偏差、有错失。由于需要通过感官才能感知“真理”，人们所感知的“真理”都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所以不存在永远正确的组织或其路线。宣称自己永远正确，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做法。再如，理解和掌握了主观价值论，也不会执迷于某种主观价值论。在市场交换中，如果供给者不根据消费者的偏好组织其生产和提供其产品与服务，他最终会被市场淘汰。这种主观价值论有别于很多国人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后者是一种客观价值论，将价值界定为劳动时间，把价值纳入与人的主体需求完全无关的一种虚客体范畴。主观价值论里有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位置，企业家创造和占有利润是因为向消费者及社会提供了服务，因而天经地义。劳动价值论里没有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位置，所谓企业家就是“剩余价值”的攫取者，就是“剥削者”，企业家精神就是“剥削精神”。
从市场过程理论可以看到，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经济企业家的“警觉”和“发现”，发挥经济企业家精神。同时，要认识到经济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也会犯错，但是市场过程本身有着试错机制。此外，在政治领域，我们也需要政治企业家的“警觉”和“发现”，发挥政治企业家精神。同时，我们不要迷信政治企业家在政治过程中不会犯错的观念，要开放政治过程中的试错机制。在上述经济和政治过程中，法治和底限伦理两者要同时发挥重要的作用。《市场过程的含义》没有述及这两者，但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等巨著、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以及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可以成为本身的重要补充。哈耶克强调“法律下的自由”原则，布坎南强调宪则的经济学分析，斯密则强调“通情心”。其中“通情心”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绝对命令。我国改革若要取得成功，就必然需要推进法治、建立宪则和恢复底限伦理，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企业家精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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