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良;金城
1月中旬，深圳市“两会”召开期间，致公党深圳市委员会、民建深圳市委员会、九三学社深圳市委员会在提交的多份不同提案中，均指向深圳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而撤销社区工作站，落实社区党委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是众多委员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时间，“社区工作站”去留以及社区如何真正实现自治在深圳再次引发争议。
而上一次争议则源于2012年下半年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黄立新力推的一项改革——在深圳首吃螃蟹，“把花果山社区工作站转型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实际上，也就是“撤销”了招商街道的花果山社区工作站。
黄立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花果山社区的改革，核心在于去除了“社区工作站”层级，将社区工作站与居委会分离，让居委会回归群众自治组织的本色。而原社区工作站的大部分功能由进驻社区服务中心的社会机构承接，人员则部分分流至社区服务中心或其他社区。如此一来，社区服务等功能交由更加专业的社会机构提供，居委会则主要起到监督、协调等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为重点，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以取消社区工作站为契机，能否为政府权力主动退出社区，进而实现社区自治撕开一道口子？
社区自治“两步走”
“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社区自治，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从社区退出，让社会组织进入，让社区回归社会。”黄立新如此阐述他的改革之初意。
而实现社区自治，花果山社区2008年就开始尝试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为政府全面退出社区打好基础。
原花果山社区工作站站长吴红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从2008年起，花果山社区就尝试引入深圳市妇联南山区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采用引入专业机构为社区居民提供以妇女儿童和家庭为主体的服务。2011年8月1日，花果山社区挂牌成立了阳光家庭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开始试运营，2012年4月1日正式运作。
2012年，黄立新力推将“社区工作站转型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实际上，也就是花果山社区吃“第一个螃蟹”，将工作站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既有的“社区工作站”不复存在。
“社区服务中心在社会服务机构的运营下，不断扩大职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承接社区工作站承担的辅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变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为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的政社互动、合作共治关系，实现中心的转型升级。”黄立新介绍。
实际上，这也这意味着深圳现有的“两级政府、四级管理”（即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社区工作站）的基层管理体制中，在南山区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少了“社区工作站”这一层级。
试点刚出，争议四起。
支持者认为，这一改革有助于减少政府行政层级，让社区回归社会的我国社区自治社区综合体制改革。
而反对者则为是否意味着深圳全市都要撤销社区工作站而担忧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不是所有社区工作站的业务都适合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以至于在本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南山区乃至深圳市，对花果山社区“把社区工作站转型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这一改革试点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不在少数，甚至有声音传出“这一改革不代表南山区委区政府的做法”。
“社区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推进居委会去行政化，当年居站分设，将居委会的行政性工作剥离出来交由社区工作站承接，现在再将工作站整合到街道，就像当年行业协会改革，先将行业协会从各职能部门分离出来交给行业协会服务署，然后再将服务署并入民政局，这是分两步走的方案。”一位深圳市社会建设的制度设计者如此评价花果山社区撤销社区工作站这一改革。
深圳市一位关注社区建设的专家向本报表示，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以取消社区工作站为契机，通过政府权力主动退出社区，有望为深圳市社区自治撕开一道口子。
“明确街道办事处向社区服务中心运营机构购买服务的事项，对社区的评价变行政考核为社会评估，进一步厘清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三者的职能边界，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社区建设的强大合力。”黄立新介绍。
“通过改革和创新社区体制，推动社区治理从行政型向自治型角色的转变，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使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基层基础更加扎实，社区服务更加完善，社区管理更加有序，社区更加充满活力，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真正实现‘四位一体’基层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黄立新如此理解他主推的此项改革。
激活社区社会组织
在政府退出社区之后，社会组织能否承担社区工作站撤离后留下的重任？黄立新表示，在重塑社区居委会的同时，必须激活社区社会组织。
据黄立新介绍，花果山社区先后主导成立了“四海情”老年大学、科技协会、残疾人协会、文艺社团、狮子会服务队等18个社区社会组织，覆盖了辖区居民的三分之一，提高了居民的自组织和再组织比例。如四海情老年大学每年各类活动30余场，每场活动参加人数达千余人，丰富了社区居民文化生活。
在社区工作站撤销之后，原有社区工作站的多项工作被打包成15个服务项目，全部由社会组织承接。阳光家庭服务中心最后中标。
据本报了解，这15个服务项目包括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区网格化排查和化解服务、社区网格化信息采集服务、社区网格化走访和帮扶服务、社区行政窗口服务等。
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总干事孙亚华介绍，去年招商街道通过招投标的形式招募中标社会机构深圳市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负责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的运营，该服务中心进而承接了原花果山社区工作站大部分的功能，特别是服务功能。
孙亚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该服务中心借鉴香港经验，以政府购买公益性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通过招投标方式引进社工机构负责运营，引入香港社工督导，配备多名专业社工，建立“社工+义工”的服务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咨询、养老助残、个案服务等10多项专业化服务，构建起跨部门、综合性、专业化的非行政性社区服务新模式。
在深圳市南山区花果山社区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特色服务区”、“综合服务区”和“窗口服务区”三个功能区。
“阳光家庭服务中心要接受居委会、业主、街道办的监督，服务自然要尽心尽力。再说，服务不好，下次就不能中标了，生存压力也迫使其使尽浑身解数服务好居民。”黄立新说，“每年投入到花果山社区的经费基本没变，服务质量大大提高。管的人少了，也有了选择权。小政府大社会已具备雏形。”
“我们把最好的场地资源留给居民，436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就是此前的社区工作站‘让’出来的。”黄立新说，花果山社区通过引入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起了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并配备了数名专业社工，而居委会只保留了3名工作人员。
“政府花费大约190万元将其‘外包’出去，既减少社区居委会干部的薪酬开支，又能提高社区效率。”据黄立新介绍，经双向选择，花果山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从原社区居委会聘用了6名工作人员，达到19名工作人员的规模，其中8人拥有社工资格。
“通过把窗口办事项目梳理、整合，打包交给社会组织来做，我们对派来的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每个窗口不再‘各自为政’，窗口工作人员也成为熟悉各项业务的‘多面手’，实现办事窗口的‘一窗式’，行政成本大大降低，工作效率有效提高。”黄立新表示。
涉及政府行政管理类的物业能否交给社会组织，这也是花果山社区改革遭受“诟病”之处。对此，黄立新强调，涉及政府职能的纯行政管理类的业务不会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
“从梳理我们能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社区服务，到费用的计算，再到方案的确定，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孙亚华也向本报表示，在承接社区工作方面，像计生的普查、排查和录入、城管等不能承接。
花果山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一位社工表示，在某些政府职能中，该中心的工作性质在于辅助、协同政府进行工作。
强化居委会枢纽、议事、监督三项职能
在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进行的让社区回归社会由两轮驱动：一轮是去行政化，也就是让社区工作站淡出。另一轮就是让居委会重新焕发活力。
黄立新介绍，在重塑社区居委会方面，通过社区服务中心逐步承接社区工作站职能后，要弱化社区居委会直接提供服务的职能，强化其枢纽、议事、监督三项职能，特别是对社区服务中心的监督。
吴红霞介绍，由于现任居委会曾经与社区工作站是一套人马，今年年底才能换届，因此从社区实际出发，根据社区服务中心与街道社管中心代表出资方（市区两级政府部门）签订的服务合同，目前对社区服务中心的绩效评估由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新现代评估中心进行。其中居委会委员等骨干居民评分权重为20%，社区32个社会团体评分权重为20%，134个楼栋长评分权重为10%。居民评分总权重占50%，另外50%权重为根据抽样调查、档案检查等进行的社工服务专业性评估。
而就在去年12月24日进行的听证会现场，记者看到，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将2012年以来社区的服务项目以菜单形式罗列出来，并提交给居民代表。在听证会开始前，居民代表们通过小组讨论，对一年来该中心的工作开展情况、自己对其印象如何等进行陈述，然后就菜单中罗列的服务是否应该在明年继续开展进行选择。此外，对于中心还能开展什么活动、提供哪些服务，居民代表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按照政府采购公开招标信息进行投标，经专家评审、打分等环节后，作为排名第一的机构签订了协议，合同期一年。”孙亚华介绍，政府部门则根据服务情况分期拨款，签订协议后付项目合同款的50%；项目进行半年后，通过中期评估，付合同款30%至40%；项目合同期满后，进行评估并付尾款。
建议3年内全面撤销社区工作站
“到今年底，居委会换届后，花果山有望真正实现社区去行政化。”黄立新踌躇满志。
“改革后社区党委、居委会也应该有足够的待遇吸引人才。今年年底居委会换届，我们设想为居委会主任保留专职化的空间，同时明确社区党委书记实行专职化，当然，如果一个人能同时获得居民和党员的选票、成为社区书记兼主任更好。”黄立新表示，未来强化居委会民主自治，首先靠的是赋予居委会明确的权限和财政预算。
“居委会真正具有明确的预算和明确的权限，而不再依赖行政部门下拨经费，才能真正吸引社会精英人士参与进来，为社区居民义务服务。”黄立新表示，目前社区购买服务由街道、社区居委会和社会组织三方签约，街道将经费先转给居委会，随后再由居委会向社会组织支付，将来有了定额预算，将由居委会自行决定预算如何使用，自行组织购买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
通过种种制度设计，黄立新力图构建一个包括社区党委、居委会、社区服务平台与多元活动平台在内的“两委两平台”的社区治理新架构。
事实上，黄立新推动的这一改革在2013年深圳“两会”期间得到了呼应。
民建深圳市委员会就提出，深圳市目前存在基层管理层级过多，出现“两级政府四级管理”格局；街道办和社区工作站疲于应付各种考核、检查、评比、创建等活动，行政成本大、效率低；社区工作站组织定位和人员编制问题突出，影响工作积极性；居委会“边缘化”、“空心化”问题严重。为此建议：缩短管理链条，调整和缩小街道办管辖范围，逐步撤销社区工作站；做大、做强居委会，完善居民自治制度；完善业主自治，促进居委会与业委会、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良性互动；尊重社区股份公司的发展经济的规律，使其经费与社区工作站、居委会脱钩。
致公党深圳市委也建议，政府可重新明确“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目标，在现阶段，重点推动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包括建议用3年时间全面撤销社区工作站，行政机构全面退出社区，还原居委会为纯粹的居民自治组织，全面落实社区党委领导下的居民自治制度。同时建议深圳市人大应尽快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社区建设条例》，确立社区治理新体制。
据本报了解，致公党深圳市委这一建议也得到了深圳市编办的回应。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亦有反对的声音出现，比如有政协委员就提出要把社区工作站固化下来，甚至让其变为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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