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的商品化在经济学上一直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从远大直供中南海的净化器，到陈光标卖空气，在基本公共品供应出现问题的满天灰霾里，我们该怎么面对空气的商品化？
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最近几天，也就是北京重度污染之时，商人贝志城(微薄名，一毛不拔大师)正在南极看企鹅。
一年前，北京的天气同样阴森得可怕，贝志城在微博上公开自己的各种空气净化设备数据，并和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吵嘴”后，跑到了三亚晒太阳。
对那些有闲阶层来说，在这个时间逃离北京，是幸福的。
1月12日23时，北京西直门北、南三环等监测点PM2.5实时浓度突破每立方米900微克。这样的天气里，人们一下子想起去年8月，陈光标推出的好人牌空气——一种售价4至5元的新鲜空气罐头——也许派上用场了，只是人们仍难在便利店里觅其踪迹。
空气净化器也早已走进人们的视线——早在远大科技集团把它送进中南海之前，空气净化器作为家用电器，已在中国推广了30年，却从未迎来市场爆发。
悬浮的颗粒无声地包裹着城市，人们生活在混沌之中，希望穷尽一切手段打开缺口，空气，竟然成为难能可贵的商品？
不能随便卖的商品
2012年9月17日，PM2.5在民间普及之后，陈光标宣布将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流动专卖店售卖新鲜空气，每瓶售价4至5元。
“空气都会从一些未受空气污染的地区提取，有些来自于革命老区，有些来自于少数民族地区，例如香格里拉等。”陈光标介绍。
空气能不能成为商品？“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空气里不包含人类劳动，所以不能成为商品，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空气没有稀缺性，也不能成为商品。但像现在空气污染这么严重，新鲜空气没准儿还真就有了稀缺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农告诉记者。
1998年2月，《人民日报》曾报道，欧盟国家对南美洪都拉斯原始森林中产生的新鲜空气表示了浓厚兴趣，愿出钱购买，据说欧洲买主的开价高达900万美元。为此，洪都拉斯政府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办公室，对新鲜空气这一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销售。
1979年时，美国丹佛市一个名叫彼得·兰德鲁西奥的人摆了一个卖空气的摊子，空气装在潜水员所使用的储气缸里，人们花25美分可吸一口。彼得出售空气的机缘是丹佛市空气污染十分严重。
但在中国，出售空气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工商局是否允许卖。陈光标宣布卖空气后，曾有记者拨打北京市工商局12315热线，接线员在给记者查询过规定后表示，目前对“空气”这种商品没有相应规定，也没有明文规定不能销售，属于真空地带。
没有规定不能销售不代表就可以销售。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北京商人李捷联系了德国一家公司，希望引进世界杯球场的空气装袋销售，让不能亲临赛场的球迷感受球场“气氛”。他去工商局申请在自己公司经营范围里增加“特定地区的特定空气销售”一项，却被拒绝了。
李捷后来把工商局告上了法庭，开庭时，他引述小学课本里《小狐狸卖空气》的故事作为自己的证据。
李捷没觉得自己卖德国空气荒唐，在此之前，他还卖过月球土地，并赚了14304块钱。只不过，那家公司被工商局以投机倒把在2005年吊销了。
按照国家工商总局2004年发布的《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经营范围分为许可经营项目和一般经营项目。其中一般经营项目是指不需批准，企业可以自主申请的项目。但其又规定，申请一般经营项目，申请人应当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有关规定自主选择一种或者多种经营的类别，依法直接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李捷卖空气的公司经营范围只好申请为“技术推广；销售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法律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一个产业的蹒跚兴起
虽然空气本身不能随便卖，但卖空气净化器早已成为了一个产业。
上世纪80年代末，吴吉祥所在的上海沪南电表厂开始在国内生产空气净化器。“那时候产量很大，每年几万台，但全部出口”，吴吉祥告诉记者。
吴吉祥已从上海交通大学退休，仍从事净化器研究，现任国家室内环境与室内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空气净化专家，“那个时候，除了医疗领域，空气净化器在国内没有市场”。
资料显示，1996年，我国集团购买空气净化器20多万台，民用200多万台，空气净化器产值达30多亿元。这曾被看做空气净化器产业的一丝曙光，但至今这个产业仍未宣布做大。
国内对空气净化器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国家室内环境与室内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宋广生说，“80%的用户使用净化器是为了在装修中除甲醛，但市场上的净化器80%都不除甲醛，或是不以除甲醛为主要功能”。
宋广生介绍，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空气净化器已是普及率排在前几位的家用电器，但在中国，对空气质量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人们现在还只关心空气里面有没有毒，更高的阶段其实是追求空气的高效过滤”，他说。
空气净化器进入国内消费者视野始于2003年“非典”，国内净化器企业龙头亚都公司网站的大事记上写着：2003年，亚都净化器销售空前增长。
随后的2004年和2005年，我国装修业甲醛等有毒气体排放超标情况严重，净化器又迎来了一波市场高峰。但在此后却陷入沉寂。直到近年，随着北京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空气净化器才再次受宠。
宋广生告诉记者，这个行业新兴且不规范。根据中国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抽样调查，我国十一五期间“加上室内环境净化材料、室内环境检测等市场，大致在400亿左右，‘十二五规划’预计目标是在2015年整个净化器行业要达到750亿”。
“目前北京家庭的净化器普及率超过了20%”，宋广生说。甚至有人大代表曾经建议，将空气净化器纳入政府采购序列，但目前没有实现。
2010年12月，一家远大科技集团的经销商网站称，远大空气净化器进了中南海。进入中南海的空气净化器机型为TA2000，官网售价为15000元，并不是远大最贵的产品。
商品还是政府公共品？
商人贝志城使用空气净化器已有七八年时间，他热衷于测试比较不同品牌、原理的净化器效果，并在微博上发布测试数据，引来众多围观。
“过滤式净化器要定期更换滤芯，日本产的滤芯每个300块钱，瑞士的每个上千块。由于国内比国外污染严重得多，有的滤芯在国外可以用很长时间，在国内很短时间就要换”，他说。
所以他推荐静电式净化器，“只需要用洗涤剂清洗净化器就行”，贝志诚说，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洗下一盆泥水。
“新鲜空气无疑是一个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埋单”，赵农说。一个隐藏在空气罐头和空气净化器产业背后的问题是，空气首先是一个基本公共品，且政府必须保证这个基本公共品的质量。其次才是用商业来满足消费者的更高消费需求。
美国在1970年制定了《清洁空气法》。这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法律。在严法治下，1970-2004年，美国的GDP上升了187%，汽车行驶里程数增长了171%，能源消耗增加了47%，而《清洁空气法》中所列的6项主要污染物的总排放量却下降了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