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曾经受困的经济体，都曾先后走过一段遏制不良率飙升、着力金融风控和惠及实体企业的辗转岁月。
对比部分发展中国家，深入研究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后，中国有了可以乐观起来的理由：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均EBITDA远远高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同类企业平均水平，表现出相对稳健的利息保障倍数。
这即是说，中国企业的借款成本还远低于上述国家，银行业平均逾期贷款的毛不良率明显低于印度2011年2.9%和巴西5.8%的水平。因而，中国银行业不良率增速将可能在两到三年的调整期内逐渐减缓。
相比于曾遭受不良率危机严重威胁的众多国家，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目前仅初露端倪。回看历年来全球爆发类似危机时多个国家的疗危全程，对于中国应对当下金融局势有着深刻的镜鉴作用。
美国式渐进
二战以后，美国银行业曾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才因长期积累的大量风险而出现大规模金融动荡。
1988年的美国，问题银行的总数超过1400家，破产总数多达200多家，各类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高达7000多亿美元。从1980年到1994年间，1295家储蓄和贷款机构破产或面临破产，1617家联邦保险银行破产，巨量的不良资产亟待处理。
为了应对不良率飙升的局面，美国政府制定了针对不同类别资产提取不同比例坏账准备金的新策略，并采取增加资本注入、减小资本盈余及动用业务净收益等途径来减轻不良资产的负面影响，以期增强银行消除贷款损失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此外，美联储还呼吁商业银行全面控制贷款金额、期限、利率和本金支付等条款，严控贷款对象的财务状况和信用等级。同时，银行还采用了减免利息、延长期限、追加担保和资产抵押等针对不同贷款的处理方式，提高了优先清偿地位。
但很快，随着破产银行大量增加，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美国资产重组托管公司(RTC)接管的不良资产规模开始超出负荷。
对于已经形成的坏账，上述两家公司以公开拍卖和暗盘竞标的方式，将其接管的大批破产商业银行资产出售给了一些民间企业，其中包括贷款和不动产两部分。
当RTC公司1990年持有高达34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后，RTC就开始借助美国规模庞大的住房按揭证券市场，直接将这部分贷款导入了资产证券化概念，让民间资本长期充分地参与了坏账的消化过程。
截至1994年的15年间，FDIC共处理了超过1500家破产金融机构高达3026亿美元的不良资产。而RTC从1989年成立至1994年解散的五年间，共接管了747家金融机构高达4026亿美元的资产。
在这两家公司所处理的近7050亿美元资产中，大约3050亿美元在清理过程中被出售，其余资产则通过拍卖、投标、资产证券化、股本合资等方式被处理。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法律、税收、会计框架以及二级抵押贷款市场起到强劲作用，而灵活多样的证券发行与流通体系同样发挥了作用。
当然，除去这些金融性策略和手段，真正挑起大梁、从根源上刺激经济复苏的，还是美国财政政策对消费信贷的大力推广。
数据显示，21世纪初期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的消费信贷与GDP之比已经从1992年的63%升至2002年的81%，可见其财政政策对于拉动终端需求的力度之大。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在维持杠杆水平的前提下提高了净资产回报率，促进了贷款需求的增长和资产质量的大为改善。因而，银行业净资产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与近几年联邦政府采取“扩大赤字化”的财政政策导致“财政悬崖”不同，上世纪末美国抵御不良率风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充分允许民间资本参与不良率消化，并创新出多种提高监管效率的公私合作模式，以及利用各种途径有效刺激了消费信贷的增长。
当然，导致美国引爆2008年金融危机的各种原因，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特别是由于金融过渡创新带来的风险。
日本式衰退
与美国发动民众、增长消费的策略相反，日本选择了全然相悖的路线——政府单一刺激措施。
日本银行业多年始终高企的不良率，很大一部分源于当年泡沫经济时代通过银行信贷形成的过剩投资，也源于长期衰退过程中陆续出现的新增不良贷款。
可以说，银行系统不良率问题是造成日本金融动荡和元气大伤的一大原因。而当年日本政府实行的金融改革要求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参与竞争，于是银行不得不一边抱着巨额不良贷款，一边接受改革。
在上世纪末，日本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数量巨大，几乎涉及所有金融机构。
银行惜贷、盈利恶化、自有资本比例低于巴塞尔标准等现象比比皆是。随后，大量金融机构破产、整个银行业失去国际金融界信任等深层次问题也接踵而来。
截至2000年9月，日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总计32.7兆日元，政府预备用两年时间来清理大型银行所持有的24兆日元不良贷款，再用3年时间来清理危机期间的新增不良资产。
然而，日本政府面临了两难选择——面对濒临倒闭的大量企业，政府无法视而不见，于是要么要求银行对贷款展期，要么对企业追加运转资金和在建资金。为此，如果将居民新的储蓄继续注入，则会产生两个难解的问题：一是困难企业如果最终无法走出困境，则会产生更大的负债，不良率将进一步膨胀；二是新储蓄如果不投入到充满活力的企业中，则是一种浪费。
就在无从选择的当口，日本政府“十年换了十一个首相”，内讧不断、举棋不定。最终，单纯的政府刺激措施使得日本企业和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结构性放缓，资本市场上银行股估值持续下降。
数据显示，鉴于国内需求疲软，日本企业债务与GDP之比从1990年的146%下降至2000年的124%，企业净资产回报率也从80年代的10%降至90年代的5%。
同时，日本企业去杠杆现象也促使银行降低借款成本，银行贷款议价能力也从80年代中期的5%降至2000年的1.5%，严重抑制了银行的净息差与净资产回报率。
更为重要的是，本应作为刺激政策重中之重的消费信贷，其与GDP之比却从1990年的16%仅上升至2000年的22%，增速缓慢。
泡沫经济终结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针对不良率的措施仍难以奏效，且还在持续进行金融改革。不良率的处理直接关系到金改成败，但无论哪种改革都势必增加金融机构的经营负荷。因而在处理不良率和推进金改之间，日本政府必须把握好平衡。
无论成功与否，日本的泡沫经济、不良率处理和金改进程都对中国金融界具有参考价值。面对当下困境，中国金改的发展和紧急棘手的不良率问题都需要观察他国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日本式衰退的警训对眼下中国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