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与晚清时期常年活跃于上海滩的江浙籍及广东籍富商买办相比，闽人曾少卿更像一颗商界的火流星，光芒耀眼又稍纵即逝。
关于曾少卿的发家史，留下来的文字记载不多。只知道他原籍福建同安（今属厦门），出身于海商家族，其父于同治初年（1861年左右）移居上海租界，是热心闽帮事务之人。他本人在光绪年间（1871年起）二十来岁时，像当年许多福建商人一样，从南洋群岛贩运大米到沪出售，又经营海味业，以进出口贸易致富，且乐于慈善，抚危助困，创办上海孤儿院和劝人禁食鸦片的振武宗社，在同业中声望颇高。
他又与经营南洋庄成名的早期上海闽商领袖苏升结为姻亲，将女儿嫁给苏升之孙苏本炎，两家强强联手，合股经营。苏本炎继祖父及岳父之后，在民国初年仍执上海闽商牛耳（沪上闽商故事详见2012年9月17日本报D8版《上海滩头南洋庄》）。
不过，曾少卿得以史书留名，主要不是因其财富丰厚或经营手段高明，而是参与社会活动比同辈商人积极、激进。
本来，以20世纪初期闽商群体在上海商界的有限实力，以及曾少卿限于本帮内的资望，欲“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号令众帮，殊为不易。但因缘际会，当年移民海外者以闽粤人最多，美国排华风潮在华南省份引起的反响也最大。直接移居美国的闽籍华侨远不如粤籍多，而东南亚尤其是菲律宾，却是闽南人聚居地，且他们“操菲岛的商业之权，特别是零售商”，几占八成以上。1899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击败昔日海上霸主西班牙，接管了菲律宾殖民地，1902年起正式实施禁止华工入境条例，实际上禁令延伸到华人工商各阶层，闽人感受到切肤之痛。
因此，当控制上海商务总会的宁波帮出于实际利益得失的计算，对抵制美货徘徊不前时，虽势孤力单却敢于任事的曾少卿，得以崭露头角。
据时人记述，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严信厚等大佬未能取得一致，曾少卿只能以自己的钱财及个人英雄行为来推进行动，甚至发表函电、宣扬主张时，不能名正言顺地使用“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同时，曾是激于一时义愤挺身而出，身后缺乏“组织”的坚实支持，也未能筹划具体可行的执行措施，发起之后，如何收拾，他心里其实也没底。这正是抵制美货运动忽起忽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用后来的政治术语说，那大概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生弱点吧。
曾少卿主持上海商务总会期间（1905年底～1906年底），还有一次值得大书一笔的壮举：坚定支持江浙两省绅商，反对清政府以“借款筑路”名义与英国银公司签约，出让原定商办的苏杭甬铁路主权。这次旷日持久的江浙路权抗争，后来影响蔓延至两湖和四川，酿成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最终激发摧垮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但曾少卿本人没有等到斗争胜利的那一天。仅仅因为在“抗美援侨”运动中一时民望高涨，而缺少足够实力班底的他，被推到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高位上，只坐了一年，席不暇暖，就黯然退场，还政于宁波帮了。
他出任总理时，上海商务总会全部21名议董（包括总理、协理在内）中，江浙籍商人占17名，即八成以上，其中宁波帮仍达11人之多，如大买办朱葆三为其副手（协理），后来叱咤风云的虞洽卿亦榜上有名。如此强大的潜在竞争者阵容，单刀赴会的曾少卿要维持自身权威，主导商会决策，甚至连选连任，真是谈何容易。
1906年12月上海商业总会第二次换届选举，曾少卿彻底退出领导层，连议董的位置也没保留。此后他仍利用其社会影响，发起创办上海崇实商学会，以联合商界中人，振兴商务为己任，且因继续声援江浙路权斗争，而遭英方忌恨和清政府严防。以至于后来上海商务总会的继任领导人，生怕惹祸上身，要公开登报声明与这位激进分子“划清界限”。
1908年5月，在“一鸣惊人”整整三年后，曾少卿病逝，时年未满60岁。他的盟友浙江淳安人王文典（清末至民国实业家及社会活动家，因参与发起保路运动一举成名）有诗赞曰：“艰不避亦死不避，振臂独成团体约”。
也许，这才是对商人曾少卿一生功业最精确的评价。
本版撰文谭洪安，部分内容参考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鼎新著作《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高红霞著作《上海福建人研究（1843—1953）》。主题图选自刘香成及凯伦·史密斯主编《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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