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00多年前，中国传统民间商人开始了向近代民族工商业者转型的漫漫征程，宁波慈溪人严信厚，堪称其中一位承前启后的传奇人物。
他结交熟稔官场的末代徽商胡雪岩，得以从政，由此“官商通吃”；他在宁波、天津、上海经营盐业、银楼及票号，成为巨富，并提携、聚集一大批同乡商人，号称宁波帮开山鼻祖；他建成了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1886年），为本土棉纺织业从私营手工工场向近代机器生产转化开了先河；他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并成为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当然，一手推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执掌“中国第一商会”，应是他数十年从商生涯的巅峰之作。
但正是这样一位商界奇才，关于他的真实年岁，迄今没有统一定论，有说生于1828年的，也有说生于1839年的，前后差距多达十一二年。
据现存资料记载，严信厚跟同一时代很多成功商人有类似经历：家境平平，只读过几年私塾，无力向科场求功名，小小年纪就进了宁波本地一家小钱庄当学徒。相传他那时候饭量极大，“三餐能尽数升之粮”，店小利薄的老板实在扛不住，只好借故将他辞退。无奈之下，17岁时他随乡亲来到开放为通商口岸不久的上海滩闯荡，在商贾云集的小东门（老城隍庙附近）一家银楼打工。
同治初年（1862年左右），胡雪岩在上海为闽浙总督左宗棠办理军火、粮食等后勤事务，恰遇办事干练，又有一手好字画的严信厚，彼此非常投契，遂向淮军主帅李鸿章极力推荐。严尽展所长，在上海为督师围剿华北捻军的李鸿章筹办转运兵饷和军械，大得李的赏识。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保荐严信厚为官（候补道加知府衔），委任他督销长芦盐务（渤海沿岸的长芦盐场海盐产量历来为国内之首），1885年又当上了天津盐务帮办（即助理）。
严信厚骨子里还是个商人，一旦官运亨通，自然财源滚滚，自此一发不可收。他在天津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又以卖盐累积的巨额资财，到上海开设源丰润票号总店，京津两地及江南各省遍设分号十余处。当时国内币制复杂，各地通用银两成色各异，汇兑行情任凭票号说了算，加上交通不便，票号发出汇票，持票人往往数月之后才能异地兑换，源丰润因此赚得厚利，极盛时总资本达白银100万两。
严信厚的“候补道”官方身份，又让他有资格出任上海道直属府库惠通官银号的经理，全盘掌管地方政府进出公款。1897年前后，盛宣怀以“商办”之名，在上海筹设中国通商银行，除了以自己所控制的轮船招商局入股180万两银子（占实收资本近八成半）外，还向殷实富商“招商集股”，严信厚个人出资约5万两，成为该行9名董事之一（叶澄衷、朱葆三等宁波帮商人也在其中），更出任上海分行董事长。
众所周知，各有派系的胡雪岩、盛宣怀是商场上的死对头，严信厚早年发迹有赖胡氏之力，后来又几度乐意为盛氏所用，其长袖善舞，擅于机变，一切以商业利益为依归，由此可见一斑。从他身上可以推想，为何宁波商人能在近百年来迅速崛起于上海滩，不仅力压辉煌数百载的徽、晋二帮，连历来强横的闽粤商人，见之也退让三分。
除公认开机器生产风气之先的宁波通久源轧花厂以，及后来增资扩建，集轧棉、纺纱、织布为一体的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外，严信厚在实业方面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上海，如龙章机器造纸公司（1904年）、上海同利麻袋厂（1905年）、华兴水火保险公司（1905年，中国第一家内资保险公司）。至于兴办中英药房、上海吴淞防疫华医院、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捐巨资建造唐沽铁路、宁波铁路，积极参与历年赈灾，则是严信厚热心公益慈善的明证。
1905年，执掌改组后的上海商务总会一年任期届满的严信厚，告老辞职。关于他的最后时光，也有不同的记载，一说1906年夏天病逝于天津，一说1907年在上海去世。
严信厚的庞大产业，由其子严子钧继承。据说严子钧“多才善贾，颇有父风”，继续扩张钱庄、银行及各项实业，并非无所作为的富二代。可惜他没有父亲的好财运，1910年，上海钱业受橡皮股票投机冲击相继倒闭，市面银根紧张，严氏赖以发家的源丰润票号亦遭波及，不幸于同年九月宣告倒闭，各地分号随之停业，拖欠债务总额高达2000余万两白银。
严信厚撒手人寰不过三四年，他耗费一生心力创造的财富传奇，竟然一夜化为乌有，百年之后，仍不免令人感慨。
本版撰文谭洪安，部分内容参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徐鼎新研究员著作《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及寿充一等编《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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