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淼
丹尼尔·卡尼曼因对判断和决策制定的理性模式提出挑战而荣获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打开了社会心理学、认知科学、对理性与幸福的研究以及行为经济学的新局面。
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中，卡尼曼介绍了很多经典有趣的行为实验，集中探讨了如何获得幸福这一问题。
记忆自我比经验自我更容易犯错误
卡尼曼首先区分了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在传统的经济学与决策理论中，效用就是指决策效用，表达的是“想要能力”这层意思。卡尼曼另辟蹊径，认为享乐体验也是可以测量的，并将其命名为体验效用，这扩展了人们对效用的理解。对于这两种不同效用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若人们想要的正好是自己喜欢的，喜欢的也是自己所选择的时候，这两个效用就一致了。但很多时候，它们并不一致。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往往依据的是决策效用而不是体验效用。一个人在一种情景下做的选择常常与另一种情景下所做的选择不一致。在这些情景下，两种选择都反映了决策效用，但二者都不能反映体验效用。在如何测量体验效用方面，作者设计了快乐测量值和回顾性评级这两种方法。
卡尼曼认为，人的两个自我（经验自我与记忆自我）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经验自我是回答“现在疼吗”这种问题，而记忆自我则是回答“总体如何”这种问题。人们通常会选择痛苦记忆较少的那个，作为选择的依据。我们只有通过记忆才能保存生活体验，因此在我们思考生命时，唯一能采取的观点来自于记忆自我。记忆自我可以记录体验，并掌控我们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而决策也正是由这个自我做出的。但是记忆并不可靠，它的两个原则——过程忽视和峰终定理——将造成决策与体验不协调。对这两个原则的简单理解就是，人们对于生活所关注的通常是有意义的事件和值得珍藏的时刻，而不是时间的流逝。而我们在评估整个生命过程以及一些有趣的事情时，高潮与结局很重要，过程通常被忽略掉。例如，情人间为了能有一晚的相处时间，等多久都愿意的现象，就是过程忽视的例子。三国时代的“望梅止渴”，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过程忽略的例子。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选择关乎我们的幸福。正是基于记忆自我的不可靠，卡尼曼认为，记忆自我对实际幸福与其经验自我体会到的真实幸福相比，会更容易犯错误。
卡尼曼采取了经验取样法、日重现法和U指数法来测量经验自我幸福感，并通过种种测量得到了一些观察结论。结论之一是，人们在某个时刻的心情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境。比如，相比于独自一人在电视机旁，在现场观看足球比赛的观众更容易受热烈激昂的场面所感染，也更容易沸腾、激动起来。此外，虽然情境通常会起作用，但注意力是关键。我们的情绪状态大部分取决于我们所关注的事情。例如，处于恋爱中的人即使在堵车的情况下也可能感到快乐，而处于哀悼中的人就算看搞笑电影也可能会继续悲伤。而以上的观察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意义。人们可以采用如下办法来提高经验的质量：将消极休闲的时间用在其他事情上，例如将看电视转换为更为积极的休闲方式，包括社交和锻炼，这是获得小幸福的途径。
分配好时间最能增加幸福感
对于“有钱就一定能幸福了么”这一古老话题，卡尼曼认为，一方面，贫穷使人悲惨，这是因为极度的贫穷会增强对生活中其他不幸经验的感受。另一方面，富有可能会提升某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总体来说，却不能提高经验自我的幸福感。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会随着收入增加，但超过某个标准后，也就不会再提升了。这是因为更高的收入会削弱人们享受生活中小乐趣的能力。所以钱多的人也不一定就会幸福，但为了幸福的生活，我们也不能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
在卡尼曼看来，幸福是各个方面的综合体，必须把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的感受都考虑在内。对于“如何获得幸福”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终极建议就是，增加幸福感的最简单方法，是分配好你的时间，即抽出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喜欢的事是由记忆自我所决定的，而在做喜欢的事情同时，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会得到增强。同时也应避免聚焦错觉。因为聚焦错觉的本质在于对某一方面给予过多的权重，却忽略了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而这种错误会导致我们易于夸大购买大件商品或变换环境对我们未来幸福感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让自己停下来想一想，当前所执着的某些事情果真就那么严重么？为了幸福的生活，或许转念之间就可以把它放下了。生活在一个环境中，无论是好还是坏，只有当我们去关注这些状况时它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境。即便是处在不利境地，不要去想它，执着于自己信念与喜欢的事情上，这是在逆境中获得幸福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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