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耕虞(1905—2000)男，祖籍广东，四川重庆人，中国畜产贸易行业的知名实业家。1956年，古耕虞将四川畜产公司并到国营公司。1970年，古耕虞任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经理，其间，曾任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0年4月29日，古耕虞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竞争是我最重要的一课。”这是古耕虞对他一生从商生涯的准确而恰当的概括。从他二十岁步入商海，直到如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都是处在竞争之中，而且经常是赢家，往往还是大赢家。打开他的竞争史，几乎很难发现负值。因而，有人很形象地称他为“市场竞争的一位极富戏剧性的斫轮老手”。
他用做竞争的主要资本是信誉、质量、信息。为了确保这三大法宝，他在用人上格外下功夫，更时刻地亲自注视着市场及一切影响市场诸因素的动向与变化。紧张而有致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生动而又震撼人心的活剧，令商界、政界、银行界，乃至世人格外瞩目。而他的竞争手段与竞争原则又是甚为独到与新颖的，真可谓别具一格。
1925年，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这给中国各方面，包括商业在内都带来了影响。古耕虞就恰在这一年接手了他父亲创办的事业，担起了独力经营的担子，也恰在此时他遭遇了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来自旧势力的商业战争，这是他崭露头角的第一战，也是关系重大的一战。
古家三代以来，即经营山货生意，且颇有成效。然而，发达的却不是古耕虞早逝的祖父，而是古耕虞的叔祖父古绥之。古绥之在重庆开办了个正顺德字号，经营山货并增设了“同茂”。古耕虞的祖父则是靠一身的织布手艺起家的手工织布作坊的小业主。财产本来不多，再加以早逝，给子孙留下的财富就更少，只能维持生计。
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有学识，且善于接受新事物。乘第一次大战之机，用一点家底与他几年的积蓄在上海办起了纱号。由于结交了上海的纱界巨贾，加以刻意经营，很快也发达了起来，也自力在重庆委托他人经营办起了一个不大的山货行。
1923年古槐青将古耕虞送进了大实业家张骞创办的南通学院就读，学习纺织学。可事不从心，古耕虞入学不久，古槐青就得了病，虽经多方治疗，仍是不得痊愈，到了1925年，反而转得沉重了。于是，他等不及儿子读完大学，就将古耕虞召回，继承他的事业，并改字号为“古青记”。
古耕虞接手时的古青记实在是个小字号，只有三个职工，四个徒弟。这样的小字号，当时在重庆俯仰皆是。如果从商战用兵的角度讲，他此刻正是兵微将寡而又名轻资浅，却偏偏初出茅庐的第一仗就遇上了实力强大、老谋深算的敌手。
古耕虞年纪虽小志向却大。一踏进商界他就立志迅速壮大，以致执同业牛耳。因而，古青记一到他手里，他就倾全部精力进行改善与扩展。原本是以经营猪鬃为主的，他一上任就看准了一个机会：今年的羊皮看好，而且从各种迹象看，国外市场的价格必然看涨，因此他决定加大羊皮的收购量，这可触怒了雄踞重庆羊皮经营首位的裕厚长。
裕厚长是家老字号，其老掌柜又是经营羊皮的老资格，经营历史久，资金雄厚。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在手段上，数年来都稳居重庆同业的首位，而且已惯于此位。如今古耕虞要在羊皮生意上伸手，便使他十分气恼。
于是，在羊皮登市前夕，一种经过精心炮制的谣言便不胫而走：古槐青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的投机中惨遭失败，势必破产，古青记也必因此而倒闭。目的无非是要羊皮货主们相信：古青记没钱了。没钱了还自然付不出货款。情况对古耕虞来说十分严峻。
古耕虞当即发出急电，请他父亲从速由上海电汇来十万两银子，后来又陆续汇来一二十万两，他都及时存入了重庆的各大钱庄，然后有意让与他往来的复兴钱庄检查他的总帐，以证明古青记财底还很厚。迅速而有力的几招之后，就使裕厚长的谣言不攻自破。而且反而更提高了他的信誉。
历经几次商战，古耕虞所经营的山货商号已不仅在重庆及四川省内，而且在国内、国际已享有了较高的声望。这之后，古耕虞一步跨越万里，冲破重直障碍，一举而创直按出口的奇迹，并很快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进而迅速垄断了猪鬃出口的主要市场—靠的只是他的才智与本领。
以前，四川的猪鬃等皮毛出口是由在上海的英国的中间商代理，而美国是中国猪鬃最大的需求国。1927年左右，有两个美国商人代表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孔公司到了重庆，见到了古耕虞。古耕虞流利的英语，练达的外贸知识，严格的猪鬃收购和加工流程，征服了这两个美国人。他们和古耕虞达成了秘密协议：一部分猪鬃交给在上海的英商，一大部分直接出口到美国。古耕虞早就想摆脱英商，直接把猪鬃出口美国。古耕虞为了出口方便，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子公司，称为海洋公司，并在美国注册。通过这个途径，古耕虞垄断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猪鬃的生意。
古耕虞对军阀的态度是，既不得罪，也不太靠近。他接手古青记后，仍是军阀割据时期。他们各据一方，在防区内也做起了猪鬃生意，但在经营上却是一窃不通。古耕虞就利用这一点出面帮帮他们的忙。比如，军阀们收齐了猪鬃，就贸然出手，全不看市场行情，有时甚至在最低价的年初。古耕虞就去告诉他们，此时出手必然赶不上好价，不如等下半年看涨时全卖给他，如果缺钱用，可以用猪鬃做押向他借款。军阀们求之不得。于是，那各个“防区”内的猪鬃便源源地运进了古青记，下半年之前已是加工脱手，付给军阀的本利只是市场购价，而赚头落进了古耕虞的腰包。这样，他不花一分本钱，就囊括了大批猪鬃。
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作出极大牺牲。对中国来说，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抗战初期，中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敌手，古耕虞率先利用公路试运猪鬃到越南，通过东南亚转运到美国市场，结果很顺利。
抗战后期，中国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公路相继断绝。古耕虞旗下的虎牌猪鬃又通过中印航线，源源不断输往美国，换回宝贵的外汇，支撑起中国抗战的财政命脉，也支持了反法西斯盟军的作战。
1979年1月，邓小平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分，邀请民建、工商联的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韬、古耕虞五位领导人座谈有关国际贸易与发挥工商界作用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古耕虞只好请儿子与儿媳连夜为他写了两份内容充实的书面建议，并在会上作了积极的发言。
在谈到调动积极性问题时，古耕虞表示不相信当时有人所说的“戴着帽子也能发挥积极性”，他说：“当时所谓心有余悸，实在不是余悸，而是十足地悸。干部和工商业者，即使住在一条胡同时，上下班见面，双方都绕着走；学徒工知道某人有本事，想向他学点什么，也只敢背后叫师傅，当面必须直呼其名，否则就没有和资本家划清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即使十分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没有条件。这等于头上顶着一块磨盘走路，想走是走不快的！”
邓小平很重视古耕虞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方案，肯定了资本家建国以来的积极作用，正式行文，摘了“帽子”。以后不断鼓励古耕虞多为开放后的商业谋划，古耕虞也积极地做了不少工作，或写文章或书面口头地向有关部门与人员提出许多宝贵见解与建议，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尤为重要。
古耕虞的经历是独特的，经验是宝贵的，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与借鉴。不起眼儿的猪鬃，了不起的古耕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