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印度，那里现在还受‘种姓制度’影响，不同种姓的人不通婚，很多人都认命，觉得出身不好只能这样活一辈子。而中国机会要多多了。”
“我同学中有不少‘富二代’，同学分化得很厉害，分成一个个圈子，一般有钱人的孩子在一起玩。有些情侣被‘拆散’，就是因为富家的家长看不上穷的一方。一个‘富二代’和我吃饭，喝醉时说我，‘你们穷人没办法，只能靠自己了’。”
这是两个“90后”和笔者交流的说法。前一个已经工作，后一个在读大三，都是真实体验。前一个让我们看到，中国还在源源不断地为年轻人创造机会，让他们看到新的舞台和可能。后一个则让我们担忧，利益分化可能造成阶层固化，并干扰年轻人上升空间的流动性与公平性。
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人生天注定”，上辈干什么下辈就干什么，代代相传而不改。由此产生的“宿命论，让低级种姓的人习惯逆来顺受，不会想到发挥自我、创造新我。有研究表明，种姓制度下的“内婚制”，有的因为血统较近，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
改革开放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流动性，“英雄莫问出处”，不管出身、身份、家境为何，只要努力奋斗，就有很大机会实现命运转变。人人努力奋斗的结果，是整个中国的人力资本得到跃升，而人力资本是国与国竞争的关键所在。
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能够保证机会是动态的、公平分布的，唯此社会成员才有积极性去提升自我，开发自我，学习培训，敢于尝试，不怕挫折。相当多的学术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流动性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依然需要充沛的社会流动性，需要“机会的民主主义分布”。但近年来，以“拼爹”为代表，这方面的情况堪忧。斯坦福大学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篇论文中，利用中国的数据发现，1998年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社会学家陆学艺在2004年的一个研究中发现，1980年后中国就业的干部中25%来自于占社会3.1%的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家庭。
这是值得高度关注，并应尽快从打破二元结构和垄断与特权、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体系建设等方面去努力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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