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丽娜
访万宝龙亚太区主席及总裁詹兆安
晚秋时节，李连杰没有顾惜窗外煦暖的阳光，一个下午都在屋子里忙不迭地摆弄万宝龙的新款机械腕表——“时间书写者II”。这位能够在瞬间踢出“凌空三脚”的功夫明星面对“时间书写者II”千分之一秒的计时功夫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一特性推翻了“若要计算千分之一秒，摆轮摆频必须达到每小时360万次（500赫兹）”的物理定律。它仅仅用50赫兹的摆轮摆频，即每秒来回摆动100次就改写了机械力场，这是人类在近百年前发明出百分之一秒的计时器后再一次刷新的时间纪录，将世人真正带入了四维空间。
詹兆安（James T. Siano）在一旁自豪而又开心地看着李连杰和他手中的万宝龙表。大学毕业时，詹兆安给自己准备的职业礼物就是一款万宝龙的书写笔Silver Barley，1998年他从斯沃琪（Swatch）集团转而加入历峰集团旗下的万宝龙腕表业务线以来，多年前结下的这个缘让他终于能够成为书写万宝龙腕表成长历史的见证人。
1991年，詹兆安第一次来到中国时还是斯沃琪集团的总经理，那时他认识的中国市场充斥着假冒的奢侈品。1998 年，詹兆安以万宝龙亚太区主席及总裁一职负责万宝龙在整个亚洲区的业务及市场发展时，中国人已经开始分辨哪些是真正的国际品牌了。2012年，世界各国著名的奢侈品品牌几乎齐聚中国，詹兆安的职责变得更为艰巨，他要在一个国际级的战场让万宝龙腕表脱颖而出。
艺术的DNA
万宝龙这一品牌所传递出来的特质是勤奋、精致、有教养，有知识有头脑的顾客会青睐我们的品牌。艺术和文化是传播万宝龙品牌精神的最佳表达方式，也是我们的传统。
《中国经营报》：万宝龙虽然有百年的品牌历史，但是进入制表行业却只有15年，你们如何让手表产品线在短时间内也跻身一线品牌的阵营？
詹兆安：万宝龙在1992年做出进入制表业的决定，那时我们先行研究了整个制表业。1997年我们收购了位于瑞士里诺（le locle）的制表厂，完成了自产机芯、游丝、摆轮等一系列独立制造工艺。2007年，又收购了位于瑞士传统高级手工制表业核心地带维莱尔镇的美耐华工厂，成立了万宝龙维莱尔制表工厂，这家表厂有着150余年的悠久制表历史，尤以制造顶级计时器而闻名。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美耐华是最早推出1/100秒计时秒表的厂商之一，其间的生产历史从未被打断过，完整继承了瑞士高级手工制表的文化和传统，如今这样的工厂已经少之又少了。这就是我们虽然进入制表业只有15年，但是由于精心筹划，我们却巧妙继承了百年的历史和传统。
在维莱尔，我们拥有像迪米曹·卡比度（Demetrio Cabiddu）这样的制表大师，确切地说，他是一个制表天才。他出生于意大利，毕业于瑞士钟表谷制表学校，在这个行业浸淫了四十余年，深谙瑞士手工制表的哲学——全部环节几乎只用传统工艺和传统工具制作，以手工作微调，只为保持只有手工才能实现的艺术品般的感受，让每款产品达到美学和制作理念上的一致。每一款万宝龙美耐华表厂出产的腕表都有卡比度先生的亲笔签名，都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不止一位像卡比度这样的制表天才。我们新推出的具有颠覆性的“时间书写者”系列表款就是年轻设计师的作品。这其实要得益于我们对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2008年，万宝龙成立“美耐华高级制表技术研究所”，这一研究所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学习交流传统工艺，学习前辈大师的宝贵经验，帮助年轻人实现梦想。
传承历史、尊重传统、培养人才，这些方式让我们在15年的发展时光里却拥有了150年的“机芯”。
《中国经营报》：每个一线品牌的手表都在强调对传统的继承和精良的工艺，万宝龙作为后来者，如何用独特的诉求来赢得消费者？
詹兆安：苹果决定进入手机市场时，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大厂商已经将市场瓜分一空。苹果能做什么呢？那就是创新！用创新改变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成为行业领袖。
当我们分析手表行业的消费者时，他们购买手表通常有三个动因：品牌、设计和功能。如果人们了解万宝龙品牌的价值和品牌的意义，他们也会关注购买我们的手表，因此在有了一个强大的品牌的基础上，我们在手表的设计和功能上也要延续品牌的精神与内涵，表达的方式便是创新。
我们进入手表行业虽然只有15年，但是在维莱尔的美耐华却有着150多年的历史。2008年我们成立了美耐华基金会，提出“时间书写者”的研发概念，希望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瑞士制表作品。我们几乎每两年都会发表充满前瞻性的破格时计技术，2010年，推出的首款“时间书写者 I迭变计时码表”（TimeWriter I Metamorphosis）便是卡比度联合两位年轻腕表设计师的共创产物。这款表的表盘上安装有能让表盘改变成镂通的机构，只需轻拉表身上的滑把，这款表就会由富含古典风格的基础大三针表，转变成为充满运动气息的计时秒表，破天荒地实现了一表双面计时的概念。
这次推出的“时间书写者 II双摆轮1000计时码表”出自美耐华基金会的受益者、西班牙/瑞士籍制表师葛美拉。在卡比度的指导下，葛美拉根据儿时滚铁圈游戏所带来的灵感，领悟到只要在相隔同样的时间单位施以同样的力量，铁圈就会不停转动，最终这一想法促成千分之一秒计时技术。这是1916年美耐华表厂成为世界首批百分之一秒机械计时秒表制造者后第一个成为千分之一秒计时器的制造者。
这是万宝龙腕表的两个创新例子。杰出的大师和工艺给了腕表品质的保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我们用创新来创造出制表业前所未有的技术成果，展示我们的与众不同，而我们的年轻设计师们也在其中一同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中国经营报》：万宝龙传承的是一种怎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如何影响万宝龙的发展策略？
詹兆安：我们用“大师”（master）一词来形容万宝龙的表，因为我们的每块表都由大师制作完成。提到这个词，是因为欧洲几百年前就存在着愧疚系统（guilt system），只有通过不断地勤奋工作，日益磨练，才能消除人的愧疚，从而在技艺上有所精进，最终成为大师，这个过程同样可以来形容我们的腕表制作过程。
万宝龙这一品牌所传递出来的特质是勤奋、精致、有教养，有知识有头脑的顾客会青睐我们的品牌。艺术和文化是传播万宝龙品牌精神的最佳表达方式，也是我们的传统。
将艺术之美和对艺术的赞助体现在产品中是万宝龙由来以久的做法。万宝龙从1920年开始便做艺术推广，坚持至今，赞助的活动也非常多元化。比如从1992年开始，万宝龙会每年限量发行一款艺术赞助人系列墨水笔，向对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赞助人致敬，同时设立“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以表彰艺术伯乐的功绩。万宝龙手表会为其诞生的最新表款制作一台精美的舞台剧，用艺术手法向观众呈现一款表是如何从灵感变成现实的。
除了这些面对媒体和特定客户的活动之外，万宝龙的门店更是艺术作品的展示之地，人们也会见到世界各国艺术家的作品，在艺术氛围中体验购物的乐趣。
比如万宝龙巴黎旗舰店的诗之岛，我们展出艺术家Wang Yin的作品，他的点彩画法给人一种舞台场景般的效果。2008年，我们邀请权威的艺术评委从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中评选出七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万宝龙全球360家精品店中展出，使艺术家有曝光的机会，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我们做这些艺术赞助活动是希望人们不要太专注于物质的富足，每个人都想变富，但是物质的富足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意义，而艺术能够打开人们的视野，让每个人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于社会有益。这就是内化在我们品牌中的DNA。
新市场挑战
显而易见，所有的奢侈品表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来自于人们的意识。我们在书写工具行业发展很久，人们对这个品牌的精良工艺和品质有认知，也会把这种认知延续到手表中去。
《中国经营报》：你们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是谁？你们采取怎样的竞争策略？
詹兆安：瑞士腕表有250年的历史，单在中国香港就约有330种手表品牌，所以表业从纵向看要和历史竞争，从横向看又存在多品牌竞争。每一个品牌都有不同的特色，有的强调古老的传统，有的着重于腕表的复杂工艺，有的专注于技术，目前万宝龙表在全球排名为第22位。
显而易见，所有的奢侈品表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来自于人们的意识。万宝龙在人们的意识中究竟代表了什么，与消费者有什么关系，他们从品牌中获得了什么好处？每天人们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而与万宝龙有关的传播信息要获得别人的关注我们就得有突破性的产品。
我们在书写工具行业发展很久，人们对这个品牌的精良工艺和品质有认知，也会把这种认知延续到手表中去。如果要改变人们的意识，我们相信“眼见为实”，我们会邀请记者和目标消费人群去工厂参观，看我们是怎样制作，怎样保证产品的高品质，以此来让人们信服我们的承诺。
《中国经营报》：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你认为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对奢侈品的认知处在怎样的阶段？
詹兆安：中国对奢侈品的认知走过了四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当时还是封闭的国家。邓小平先生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时，任何一个在广东或是香港制造的，冒国际大牌之名的品牌在市场中都会受到追捧，因为那时信息封闭，消费者认为什么都是真的。
第二阶段，中国的商人开始到海外旅行，他们在国外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品牌，开始对品牌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
第三阶段，中国中产阶层的实力开始增强，但购买品牌的依据是看哪个品牌的广告做得最多，在市场中的声音最响，购买品牌的动因是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有钱。
第四阶段，人们开始欣赏品牌的价值。品牌与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有关，能够展示他们是谁，这是消费者品牌意识革命性的飞跃。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奢侈品的新兴市场，但正在走向第四阶段，长期来看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是增长的，而且会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市场。
除四个发展阶段之外，我要提的是，中国的消费者还有三个不一样的特性，一是年龄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者相比至少小10岁，这是因为中国的成功人士年龄偏低，有很多是年轻的创业家。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年轻的成功人士追求的是最好的产品，而在欧美市场消费者会选择中间价位的产品。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消费者多是从朋友处知道某个品牌，知道之后自己会去研读和了解，这是与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不同的地方，非常聪明。
万宝龙现在中国48个城市开设有105家门店。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策略不是单纯的扩充数量，而是力求提升每家门店的品质和服务。
《中国经营报》：新媒体的出现对万宝龙的营销方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詹兆安：新媒体的确很便捷，当我通过邮件或是短信表达友情时，对方可以立即收到。但是当用传统的书信方式来表达时，效果会完全不一样。技术改变了，但人的情感关系并不因技术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我们依然会到消费者中，与消费者互动，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交流，加强情感的互动。
社交媒体、新媒体的确在品牌的传播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也避免不了负面信息的传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成为一家负面新闻少的公司，做好客户服务。因为一个人喜欢某个品牌只会告诉一个人，但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个品牌，他会告诉十个人。
《中国经营报》：万宝龙是如何培养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的？
詹兆安：我们在招聘时会挑选对这个品牌有激情的员工。我可以举出万宝龙几百个优秀的理由，可以从技术工艺上来展示我们的独一无二，但这些还是头脑中的理性因素，人对品牌的感知和热爱其实是来自于内心中的感性因素，因为有激情，品牌才可以触动你的心灵。
我们会给予员工很好的培训，让他们理解品牌的价值和目标。我们告诉员工，如果他们做出贡献，就同样可以获得成功，让他们有事业的满足感。金钱只能促使员工短期成长，我们给员工的是一种长期成长和发展的目标，培养员工对品牌宗教式的信仰和激情。一旦他们全情投入，就能解决很多紧急和困难的问题，而这样的激情我们在世界各国的员工身上都能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