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
百年主权债务违约回顾
从诚实和美德始终稀缺并被赞美至今来看，人类是否具有诚实守信的天性是令人怀疑的。对于国家而言违约可能更糟糕，毕竟债权人面对国家违约甚至破产，缺乏可行的惩戒手段。或者说，如果没有事先的、清晰的、可置信的违约惩罚机制，那么人、企业和政府都具有过度举债和连续违约的天然倾向。
回顾过去的百年，作为全球本位货币的英镑和美元都曾遭遇危机。根据罗伯特·特里芬的著述，19世纪末，殖民地从英国进口通常需要支付硬通货，而英国从殖民地进口通常使用信用证和银行汇票，这形成了大量的境外结存英镑，在英镑难以维持对黄金的平价时，殖民地国家持有的英镑债权几乎都成为废纸。1931年英镑急剧贬值和英国主权债务违约，直接导致购买了大量英国国债的荷兰央行行长杰拉德·威瑟林引咎辞职，并最终因心理压力过大而自杀。
二战之后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但最终债权人妥协了。1969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无法维持对黄金的平价时，时任西德央行行长主动表态，放弃行使用美元向美联储兑换黄金的权利，随后日本也跟进了。上述事件清晰地显示，主权债务发生重大违约时，往往是债权人自吞苦果。像戴高乐那样派出护卫舰运载美元，像美联储兑换黄金这样的举措，毕竟是极其另类而少见的。
对于主权债务违约的结局，亚当·斯密1776年就在《国富论》中指出：“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旦背上巨额债务，只有两个办法解决：一个是宣布破产——债务违约，另一个是将货币通过通胀贬值，这样也毁掉普通国民的财富。”这可能是最早论述国家破产的经济学著作，列宁在流亡远东期间，也就国家破产和帝国主义做出过精彩论述。或者违约破产，或者通胀蒸发，这是主权债务不可持续时的归宿。只是当今大国似乎更通过发钞膨胀来稀释债务问题。
主权债务重组的三个阶段
二战之后的主权债务重组沿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能源冲击下的拉美债务危机。从1970年开始到此后的10年，拉美国家债务余额年均增长超过20%，到1981年超过2777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了8倍多。其中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是三个最大的债务国。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每年的外债偿债利息超过了GDP的8%，债务吞噬了增长，只能走向痛苦的债务危机。
危机原因何在？表象是拉美举债不慎，所借外债并未充分用于创造国内财富，而是用于改善福利甚至战争。但这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时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使欧美经济陷入滞胀。美元等主要货币利率飙升、汇率急剧升值。突如其来的美元加息和升值，使拉美国家的偿债能力剧降，陷入了举旧还新、债务利息远超本金、越还越多的绝境。接下来，债务危机和布雷迪重组变得不可避免。我们很难判定拉美债务危机根源是拉美国家的道德风险，还是美联储政策的无心之过。
第二阶段是重债穷国和全球主权债务膨胀。全球经济增长和失衡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协调解决，这让人怀疑，扣除中国减贫的显著成就之后，全球极端贫困的人到底是否减少。这导致了南撒哈拉、拉美、南亚等部分地区的政府在主权债务方面处境艰难，这些区域也正是反复爆发债务连续违约、拖欠、重组的重灾区。东亚危机之后，全球主权债市场一度陷入混乱，部分东亚国家和俄罗斯等也出现债务违约。
为什么部分国家人均收入超过4万美元，有些国家却有大量人口处于赤贫、饥荒和疾病的境地？人们可以列举一堆因素，但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的援助严重不足，必然是令人难以启齿和不可原谅的事实。早在1969年佩尔森报告就倡议，富裕国家从1975年开始或不晚于1980年，拿出国民收入总额的0.7%作为对穷国的官方援助。这一援助目标同样被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2002年《蒙特雷共识》联合国大会决议采纳。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富裕国家中只有极少数北欧国家兑现了这一援助承诺，美国等大国在此领域几乎无所作为。重债穷国的债务问题不能指望援助和发展融资机制解决，这一点并无疑问，但富裕国家自身通过各种减贫发展目标，承诺各种官方援助，但却又将此束之高阁，实在令人失望。
在此阶段，发达国家开始关注穷国和新兴国家的债务重组问题。而主权债务重组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则是在21世纪初期。
我们通常将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际司法解决途径，代表性方案是IMF的SDRM方案。该方案初衷是为了保护债务人，使其在债务重组进程中免受对冲基金等私人债权人对重组进程的阻击，确保重组的沟通妥协、有序可信。该机制一度曾在伊拉克债务重组中有所表现，但由国际机构担当全球债务重组的主角，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华尔街、巴黎俱乐部等在此领域的力量，并招致后者的不快。第二类是合同解决途径，代表性方案是集体行动条款(CAC)，该机制通常要求债务国在发债时即明确一旦违约，债务重组的程序、决策机制和法律适用。其特色是多数债权人达成一致时即可启动债务重组程序。CAC在实践中一度得到墨西哥、韩国等的支持。第三类是自愿磋商解决途径，代表性方案是良好行为准则(COC)，其特色在于自愿性和补充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准则，可以和任何一种债务重组机制相配合。欧债危机爆发至今，COC无疑对欧元区整饬财政纪律有实际意义。
除上述三种途径外，华尔街、巴黎俱乐部、伦敦俱乐部也在主权债务重组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通常更倾向于个案的解决方案，而非整体解决思路，因为个案重组对发挥其优势、最大化自身利益相当有利。主权债务重组的各种方案你争我斗，至今也未能形成任何令人欣慰的国际公共产品。
第三阶段可以形象化为次贷危机至今的“重债富国”现象，该现象最终何去何从值得警惕，这可能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颠覆性的灾难。美国联邦政府在1987年基本没有债务，但目前债务已高达15.88万亿美元，对GDP占比超过110%。1992年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对GDP的占比为60%，目前已超过215%。目前欧盟主权债总额也超过10万亿欧元，其中欧元区公共债务与GDP占比超过87%，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的主权债/GDP均超过100%。过去10年，欧美日的债务膨胀均远超经济增长，令人不敢想象未来25年欧美日面对债务问题如何自救。
不仅如此，美、日两国中央政府债务由外国人持有的比例分别约为25%和10%，因此日美的债务困局不可能不冲击全球货币体系。从长期看，债务堆砌和老龄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若发达国家要负责任地解决债务问题，只能多生孩子晚退休、多储蓄少消费、多创新少福利。从短期看，欧美日均已陷入了零利率加量化宽松的极致状态。按斯密的分类，穷国的债务重组是财政性的破产；而富国的债务重组更倾向于债务货币化的通胀。“富国重债”会是吞噬国际金融大厦的可怕海啸吗？
重债的出路
由是观之，经全球化带来的繁荣似乎未由人类共同分享；富裕国家在过去50年不仅为富不仁，并且过去20多年来寅吃卯粮，给全球金融体系的未来投下巨大阴影。其实对全球债务危机并不缺乏远见卓识之士，早在2001年欧元启动不久，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便预言：“我确信欧元将迫使我们采纳全新的经济政策工具，现在这个提议在政治上完全不可行，但在某一天将会发生一场危机，那时新的政策工具将被创立。”现在债务缠身的欧元区，的确到了走向更清晰的财政联盟甚至国家邦联的十字路口。
无论全球债务重组前景如何，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率先被债务压迫至国家破产，金融层面能够为债务重组做出的贡献始终是相当有限的。如果债务重组充满不可克服的道德风险，债务或许最终被稀释甚至逃废；如果债务重组能尽量守住人类集体理性的底线，那么国家债务就只能通过国民更长时间的劳动、更节俭和更多储蓄、更富创新和更少政府福利，才能逐步偿还。但希望仍然十分渺茫。
全球主权债务余额不断积累，本身就反映了人们节俭、勤勉和分享不够，奢靡、短视和私欲膨胀的缺陷，反映了全球繁荣的成果未曾有效润泽全球70多亿人口。如果我们不能珍惜一丝一缕、一饭一黍的点滴积累，那么最终我们挥霍的是财富，积累的是债务。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因版面有限，本文略有删节，原文请参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网站www.cf40.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