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强
编者按/ 近日，王石婚变一事在微博上被转得沸沸扬扬，企业家几乎没有了自己的“隐私”。著名企业家们的私事被公众关注，根本在于其所在的公司涉及到了公众的利益。而企业家的“隐私”管不住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如何防止私事影响公事，让公司运营不会因为私事而受到打扰？请看本期报道。
61岁的万科（000002.SZ）董事长王石被爆出了婚变“新闻”。但幸运的是，这次并未影响到万科公司的股价，而王石甚至连微博上都没有一句辟谣之词。
这已经不是王石第一次遭逢“私事”可能会影响公司股价的困扰。2007年7月，王石元配王江穗涉嫌买卖万科股票获利遭“曝光”。王石通过博客道歉称，王江穗并不知情，是代理人所为；万科公司亦将其获利收归公司所有。
对于万科的投资者来说，王石家庭生活的两次“私事”并未带来大的不佳后果。即便有，至少眼下也尚未显现；万科作为一家管理规范的透明上市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终究值得信任。但其他因核心高管“私事”而给公司发展带来致命影响的案例并不鲜见。
譬如，土豆网原CEO王微因离婚财产分配不均而导致个人在公司上市前被诉，公司融资及发展遭遇“战略性”阻滞；再如，国美电器（00493.HK）董事长黄光裕个人身陷囹圄，使公司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经营受到影响。
“企业家的‘私事’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核心在于该企业家掌握的公司股权比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宁向东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股权纽带
宁向东的意思是，王石虽然是万科的创始人及董事长，但其个人持有万科的股份仅为681.72万股，约占万科109.952亿股的0.062%；这点股权即便因为王石的婚变进行分割，进而变更到可能并不懂得万科业务及战略的管理者手中，亦无法对万科的战略制定、公司发展带来决定性影响。
确实如此。一般而言，企业家婚变，其握有的公司股权往往需要进行两种交割：一种是在夫妻之间，另一种则是在个人与直系亲属尤其是有继承权的子女之间。如果其子女尚未成年，还涉及到其子女所得股权因指定监护人的不同而可能给公司带来影响的问题。
当然，作为企业的核心管理层，企业家对于公司业务发展所能施加的影响远不止股权表决那么简单。包括核心管理层对于行业和企业发展的认知和把握水平、战略领导能力、个人政商关系等等，都会对一家公司的未来发展产生有时是根本性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将王石的婚变之于万科的影响简单付之一笑的判断依据。终究，在万科发展中经历过诸多风雨的王石，此前无论是涉及到控股权的“君万之争”（国泰君安与王石等管理层争夺董事会控股权的事件，本报注），还是2011年底王石哈佛游学归来后不希望万科进军商业地产、专注住宅的“专业化”表态，其对于万科的影响，都并未因其多年外出登山、游学而显出实质性弱化。
但王石毕竟已不年轻，其婚变“私事”多少影响了王石原先在公众心目中的完美形象，这是否会引发万科内部对王石继续作为万科“符号”的争议，仍需时日来考较。
区分性质
与宁向东切中肯綮的判断不谋而合，钱庆涛亦持有类似观点。钱是深圳市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曾为多家企业提供人力资源顾问服务。
“在我个人看来，家庭生活和企业管理是两回事。做好企业不一定能管理好家庭。况且，很多企业家因为在事业上投入的精力过多，往往导致家庭后院失火。”钱庆涛说，“但即便同样是后院失火，也需要区分性质。毕竟，企业家‘私事’之于公司的影响，除了与企业治理结构的直接关联外，‘私事’性质也会决定这种影响有多大，是立即迸发还是慢慢发酵。”
在钱庆涛看来，企业家“私事”导致问题的出现，原因非常复杂，往往不是管理方法可以避免的。尤其是作为企业核心创始高管的那批人，公司不太可能在聘任合同中与其签订道德或生活层面“私事”对公司影响的约束或者索赔条款，而且很多影响的评估也很难量化，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但无论如何，这至少为企业家、创业者或职业经理人作为公司核心高管的私生活提供了警示作用。
国外很多知名人士都会签婚前财产公证。但对爱面子和重口彩的中国人来说，婚前财产公证虽然对于日后龃龉产生、潜在的企业股权分割等事宜有很好的预防作用，是尽量减少个人私事对企业治理机构造成意外变化的“防火墙”，但实际签订者仍少之又少。
更多值得企业高管权衡的一些案例包括，海鑫集团董事长李兆会与明星车晓的婚姻破裂，前者以3亿元作为分手代价而非分割公司股权；至于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与元配宋雅红高达500亿元财产的诉讼战，则仍然尚未出结果。
而业内以“荤段子”知名的地产思想家、万通董事长冯仑则以其犀利言辞归结称，企业家与明星联姻很难有“善果”，譬如周正毅，譬如李厚霖。从概率上说，冯仑的判断虽未必存在什么必然逻辑，但大概率事件的前车之鉴，至少值得企业家们作此“私事”抉择时，更多考虑些意外因素。
记者观察 慎防“私事”影响公司
尽管目前国内尚未有权威机构表明该如何应对此类私事，但从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角度上看，要尽量减少企业家“私事”对于公司尤其是公众公司发展的影响，仍然有据可循。
不难发现，在协议订立层面，对于企业家所持明星公司股权的相关约定是核心方式。那些掌握公司大量股权，一旦分割可能因股权分散而带来公司战略决定性变化的企业家更要注意。在道德约束层面，企业家注意把握“私事”与事业的平衡，更将极大减少这些意外因素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但说起来容易。在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后，目前国内的众多公司正经历着两个关键转型期：一个是公司业绩增长和管理方式如何由粗放向信息化、精细化发展，另一个则是诸多公司迎来一代创始人和二代接班人之间的交接班关键期。
前一转型相对与企业家“私事”的关联度不大，只有企业家醉心于私生活才可能没有更多精力去实现这一转型；后一转换则受到企业代际高管变化之外的生活方式影响。一代创始人过去数十年以事业为重，可能相对忽略了生活品质上的要求，若老来遇到突发“私事”，就往往给公司股权分割和交接班带来莫大影响；准备接班的二代高管则多数受到国外高等教育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其个人“私事”远较其父辈频繁。
这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及金融研究所教授范博宏、将2012年视为“中国的家族企业元年”的判断依据之一。长期研究企业传承的范博宏认为，从2012年起，“中国企业家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家庭与事业的新阶段，从这一年起，将有一波接一波的中国民营企业首次经历传承”。基于此，这些企业未来10年中的决定与作为，将深深影响家庭与事业未来100年的发展。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王永强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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