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跑来跑去：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韩素音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人生。的确，在足够漫长的一生中，她一直在爱的周围逡巡游弋，一刻也不想离开。
很难给韩素音一个详尽的定义，因为在这个混血的女人身上有着太多复杂的人生元素与情感。甚至她的婚姻生活都充满着令人惊叹的不确定。
她是女儿，她是妻子，她是母亲，她是作家，她是翻译家，她是享年96岁的老年女性，她是韩素音。
或许不止一个人想要用文字描述清楚她的一生，这个工作最终还是由她自己来完成。她留下的作品已经足够让人们循着那些文字探寻韩素音纷繁复杂同时绮丽多彩的人生脉络。何况，韩素音身后还留下了历时15年完成的三部曲自传，尽管那里记述的只是她的前半生。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那个叫做周映彤的客家人带着自己名为玛格丽特丹尼斯的外籍妻子与儿子回到中国四川家乡时会受到怎样的“礼遇”。当时的情形显然与现在人们的想象不同，刚刚过去的一些年中，列强与中国之间发生种种事端，使得中国尤其是中国乡下的人们对于外国人的看法极其负面，这使得这个中西合璧的家庭在成都只待了几个月之后便离开那里而再也没有回来，原因很简单，玛格丽特经常被当地人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盯着以至于精神状态几乎失常。
周映彤几经辗转在陇海铁路的一家相关工厂中谋得一个职位，虽然是监工，但是工资却只有与他同等级的白种人的四分之一，而他的妻子尽管具有比利时贵族血统，但是因为丈夫是中国人，便无法享受到其他人的尊重，与丈夫同侪的妻子经常会抛来几个白眼。在这个工厂所在地河南信阳，韩素音降生。
因为那一天是中秋节，周映彤给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取名周月宾，这个从月亮上下来的客人每次过生日的时候都会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月饼作为礼物，并且每长一岁，月饼就多一个。这使得很多年之后，在远离中国的欧洲，韩素音还十分想念中国的月饼。
在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韩素音之前，她还有过其他的名字，比如中文的周光瑚，比如西文的伊丽莎白·柯默。这些名字都曾经是她的人生经历。
1938年惜别了一段感情、结束了在布鲁塞尔的留学生涯之后，在回往中国的轮船上，韩素音邂逅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国军将领唐保黄。短暂的交往之后，二人结婚，这段持续了10年的婚姻并未让韩素音感受到幸福，作为医生，在成都的医院中工作的韩素音在院长玛丽安的支持下出版了小说《目的地重庆》，这使得他们的婚姻遭遇了重大危机。韩素英对不喜欢自己“抛头露面”的丈夫妥协并随后随之出使英国。1945年唐的任期结束时，韩素英留在英国继续医科学业，这段婚姻以唐在东北战场殉国而结束。
差不多5年后，韩素音与出版商柯默结合，改名伊丽莎白·柯默，二人相携来到马来西亚柔佛州，韩素音继续行医，并曾为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立而奔走。两人离婚之后韩素音又嫁与印度军队上校，曾在班加罗尔居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定居在瑞士洛桑，直至终老。
韩素音1964年的时候便开始动笔写作自己的自传，但是直到1968年才算完成——《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是韩素音对自己人生的完美白描。
透过她的自传，人们看到的是韩素音和她的兄妹一出生就面临着血缘和文化的双重矛盾：他们在家讲中文，出外学英语；吃欧式早餐、中式午餐、混合式晚餐；上午穿着中式服装、带着毛笔和铜墨盒上中国学校，下午又去法国修道院学校。
韩素音告诉人们自己从1931年15岁从北京圣心中学毕业后到协和医学院当秘书，其间初恋对象竟是执迷不悟的纳粹党徒；1933年，在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与龚澎、梁思懿成为同班同学；1935年取得庚款留学经费赴比利时求学；1938年，因挂念自己在抗战中的祖国，放弃了学业和爱情，回到满目疮痍的中国。
韩素音将1938年到1948年十年间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广阔的社会历史事件糅合在一起，作为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归来的铁路工程师之女(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外甥女)，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的侄女，中国驻英武官的妻子，燕京大学的学生，获得庚款留学资格的中国学生，具有多重身份的韩素音及其家族得以有机会与冯玉祥、蒋介石、戴笠、刘湘、李颉人、龚澎、周恩来、毛泽东、冯亦代、叶君健、季羡林等各级各类人士交往。
韩素音跨越欧亚两种文化的写作背景更使她的叙述语言既具备一种试图同时融入两种文化之中的焦虑和冲动，也有一种游离于所叙述对象之外的冷静。而已经差不多经过半个世纪的人生积淀，也使得她的自传能够在记录单个人物的同时，巧妙地进行记录时代的宏大叙事，并且进行得波澜不惊，水到渠成。
韩素音的英文造诣被评价为在当代英美文坛堪称一流，其精美、清丽、雅洁的文笔早在西方评论界获得公认。她的小说《瑰宝》中时时出现的景物描写、抒情段落都是优美的诗篇，饱含深情与哲思。《瑰宝》改编的电影入围三项奥斯卡奖项，这使得韩素音声势再隆。
事实上，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韩素音一直不曾陌生，这个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做过传记的女作家的名字在1970年代时常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中。而她本人虽然早已经入籍英国，但是仍被视为“中国的女儿”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2012年11月2日，在瑞士洛桑家中，韩素音因为自然原因安然辞世。韩素音的母系一族笃信天主教，如果韩素音亦是如此的话，人们有理由相信，一生奉爱为信仰的韩素音现在已经抵达了天国中阳光最温暖的地方。
博客摘要
韩素音与《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今天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的日子。在众多关于周恩来的传记、回忆录中，韩素音的这本《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是绕不过去的。网上有众多网友评论，说韩素音写的这本周恩来传记是最能全方面体现周恩来风采的。
周恩来是韩素音最为景仰和爱戴的中国领导人。为自己崇慕的一代伟人撰写传记，是韩素音多年的夙愿。应该说，此传记最初是应肯尼迪总统遗孀杰奎琳之提议而作的，杰奎琳是韩素音的好朋友，对周恩来总理怀有诚挚的崇敬之情。据韩素音回忆，“最初我是想写一部完整的毛泽东传记的(当时已完成两卷，即后来的《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但后来种种机缘使我改变了初衷，于是我开始写周恩来传，因为我更了解周恩来。”是杰奎琳的提议更坚定了韩素音的信心。
韩素音在撰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时，曾经告诫自己：“传记作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过分流露个人情感，会影响传记本身的作用。”但她的情感还是在全书中到处流露出来。她向出版商解释，她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难道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 她回答：“我找过，而且花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有价值想要的东西。” 在书中，韩素音笔下流露出一股她根本就不想掩藏的温情，一种时时急于表达的赞颂之意。这在现代西方的人物传记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描写政治领袖的传记。她认为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不仅是共产党主义阵营，而且是全世界都罕见的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的中文版译者之一张连康，记下了韩素音与他见面后寒暄之外的第一句话：“我们要过简朴的生活，否则就对不起周总理。”这句话非常令译者感动。
1987年，韩素音开始撰写此书。199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当时是由外交部组织人员翻译的，译者分别为王弄笙(曾任中国驻萨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全国政协委员)，邹明榕(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张志明(中共中央党校)、程镇球(外交部英语专家)和张连康等。
韩素音同周恩来会晤过十来次。关于第一次会面的情景，韩素音这样回忆：“那是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周恩来卓越的管理才能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给韩素音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976年，韩素音听到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我父亲去世使我难过的心情。”韩素音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感觉：“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我简直好像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得个头高挑的韩素音，把身高169厘米的周恩来看成了177厘米的大高个，真可谓“崇敬之下出伟人”。有了这种感情，韩素音在向西方世界介绍周恩来时，极力强调周的崇高人格和道德风范，乃至断言古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皆望其项背，就更可以理解了。
韩素音写的这本周恩来传记视角独特，史料珍贵，能全方位体现周恩来的风采。全书以倒叙的手法，从韩素音1988年到淮安参加周恩来90周年诞辰活动开始，以公正的态度，独特的视角把一代伟人周恩来的一生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全书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为界分为三部。第一部从周恩来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主要写了周恩来的成长过程、革命道路及与毛泽东的结合；第二部描述建国以来周恩来以“中国的大管家”的身份努力筹划新中国建设的艰难历程；第三部记叙了周恩来1966年以后忍辱负重治理国家的感人历史。第一部各章的时间基本是相互衔接的，第二、三部则以事件为主划分，时间上有交叉重叠。本书也是在周恩来去世后，经邓颖超首肯写作的周恩来传记。
以下是韩素音对周恩来的评价：
“我们钦佩他非凡的智慧和罕见的干练；他和蔼、文雅和谦恭的美德是东方文明的化身；他的纵横捭阖，他的大智大勇，赢得了甚至他的对手的尊敬；他的廉洁奉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的责任感是我们时代的楷模。他没有留下遗产、没有儿女、没有坟墓，他的骨灰撒向生他育他的山河大川，但他拥有怀念他的人民，整个中国大地就是他的墓碑，人民的颂词就是他最好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