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鲁湾那咿呀哪呀厚咿呀厚海洋……”5位台湾少数民族歌手日前跟随“野火乐集”来到大陆，从太平洋现场带来太平洋的歌。“野火乐集”总经理熊儒贤和鲁凯族歌手陈世川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钱梦妮
[ “大陆与台湾的新民谣有种汇聚感。它们从不同支流、土壤来，但向往的地方都是那个美丽新世界。”熊儒贤说 ]
五个乐手一上台，底下的观众热切欢呼。一个背着吉他的男歌手对着麦克风说了句：“请冷静！”
他们唱起“那鲁湾那咿呀哪呀厚咿呀厚海洋……”这些不知所云的歌词被台湾民歌手胡德夫称为“虚词的咏叹”，频繁出现在他们的歌声中。他们唱《老人饮酒歌》、《大武山美丽的妈妈》，观众在那一刻真的“冷静”下来，静默专心地听。
深色的皮肤，深深的眼鼻轮廓，陈永龙、陈世川、琳恩雅、 荻部丝、张文翰，五个从部落走出来的年轻乐手，跟着努力推广原创民谣的音乐公司“野火乐集”到大陆巡演。两个星期，来自太平洋的海风拂过北京、南京、上海、厦门、广州。
《第一财经日报》日前专访了野火乐集的总经理熊儒贤，以及鲁凯族歌手陈世川，试图从他们身上管窥两岸民谣的发展景况。
民谣走江湖
“生活就是个现场，也是音乐的现场。”熊儒贤被周围的工作人员尊称为“熊姐”，这两个字在港台流行乐界的江湖地位，从她制作统筹过唱片的歌手列表就可见一斑：刘德华、张信哲、优客李林、林忆莲。
今年二月，大陆创作歌手周云蓬、张玮玮、小河等人受邀去台湾参加野火乐集主办的“走江湖音乐节”。起先日程很紧，大家只能在台北演出，后来“我坚持带他们去台东海边，直接在太平洋的现场唱太平洋的歌”，熊姐举着手里燃着的烟说。
那一次的音乐节，大陆民谣歌手和台湾新生代民谣歌手们朝夕相处好多天，还一起去了台东的都兰糖厂和达鲁玛克山坡，一起饮酒高歌，体验到生活中的“真实现场”。
这种“没有经过企划，因酒因情而生的即兴合作”同民谣源自生活的根本理念不谋而合，大家也都觉得这种形式太棒，也太不过瘾，于是雷厉风行的熊姐就积极行动起来，迅速组织了大陆版本的野火音乐节：“走江湖·台湾民谣大陆放歌会”。
“音乐节”只是名头而已，总共五个乐手，外加两个资深从业者、野火的好朋友李子恒与马世芳，负责在每一场演出前后在各地举办讲座。
“自己主办个音乐节嘛，音乐小风景。”熊姐很善于运用比喻，“不是每次都要看那么大张的画。小众懂得欣赏小风景之美，它就不小了。虽然是小风景的漫漫长征，但大家开始拿起画笔在画，每一笔都画到观众心里去。”
台湾的小型美学始终都是新鲜的，年轻人踏上自由行的旅程，去吃小吃、去听现场演出、去体验真实的生活现场。他们对台湾民谣的好奇与热情也从各地的讲座参加人数体现出来。资深音乐人李子恒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开场即表达了面对大场面的激动。
李子恒曾经为姜育恒、周华健、江蕙、小虎队等创作过许多名曲，他与音乐电台主持人马世芳以及熊儒贤三人，分别从创作者、评论者和推动者三个角度来全方位阐释台湾流行乐坛的前因后果。讲座在演出的间隙为大家“补课”，很多乐迷白天被普及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背景，晚上就立即在演出现场感受到音乐的血肉。
免费讲座之外，野火的演出场地选在北京“麻雀瓦舍”、上海“Mao Live”之类的Live House，票价都在100元以下。这应和了“走江湖”的意义：乐人卖艺、文化交流，大家只为感受音乐现场而来——来看小风景。
“那鲁湾厚海洋”
陈世川在台上与陈永龙共同撑起主要的男声部。他从小在台东鲁凯族部落里长大，“我家就看得到太平洋！”那些古调民歌也都耳濡目染很多年。
国中时他第一次走出家门到高雄上学，因为相貌差异、语言隔阂而一度深受自卑困扰。
同学会问他诸如“你们家都骑山猪吗”这样的问题，“我一开始很认真回答：哦，现在可能不会哦。久了之后就会说：对啊，下了台东火车站之后都要骑山猪回家，不然没办法。”他黑色的眸子笑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后来觉得，问这么笨的问题其实好可爱，他们也只是好奇嘛。”
台湾少数民族创作歌手这几年来颇成气候。早先唱出不朽之歌《太平洋的风》、《美丽岛》的胡德夫，以及后起之秀梁文音、巴奈、秀兰玛雅、小美，都在流行乐界唱出自己的一番天地。台湾最大的流行乐奖项“金曲奖”专设“最佳少数民族男、女歌手”，最红火的唱歌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中也常常会有少数民族歌手大放异彩。张惠妹也在2009年出了一张以她部落名字命名并收录母语演唱歌曲的专辑《阿密特》，大获好评。
虽然新一代的年轻人在东海岸部落地区土生土长，但他们大多都在青春期或成年之后进入城市工作与生活，因此受到水泥森林、网络世界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其他人。
熊儒贤说，他们的“眼界、开阔度结合民族性，产生一种闻起来非常特别（的气息）；同时跟你又没有距离”。
创作歌手们占据了先天的嗓音、乐感优势，又具备现代音乐的素养，因此在创作与演出时都有一般歌手所缺少的民族元素——而这一点与民谣曲风、吉他钢琴配合得恰到好处，所以才造就了这样一批深受乐迷喜爱的人物。
“他们以民族音乐作为元素，没有文化包袱，不用对文化作交代。”熊姐继续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竟然可以对这些少数族裔的歌产生这么大的共鸣，“语言方面肯定有障碍，那我们就尽量用乐器、声音去表达情感。”
比如开头提到的“虚词的咏叹”，在古调里面也多是无意义的词句，每一代人通过口口相传，琢磨出最适合帮助发音、高歌，最适合表达旋律当中情感的方法。陈世川说大陆的人最好奇的就是这些词语，解释之后，往往会全场齐唱“那鲁湾那咿呀哪呀厚咿呀厚海洋”，效果反而尤其出色。
对于年轻乐手身上的文化包袱，陈世川则用了一个抽象的比喻来说明：“比如我小时候从部落来到高雄，背个包包，带着想象中在大城市里会用的东西。放下包包之后，你身上是没有东西的。然后你就会想要抓住家乡的东西。”
他认为，大家现在对音乐的感觉其实都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也许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小孩过腻了汽车高楼的日子，在电视上、网络上了解到台湾东海岸简朴自在的生活；长大一点之后也许会骑脚踏车去环岛旅行，又亲身亲历过那样不同的场景——这些都会让他们选择喜欢上符合那种生活方式的音乐。
纵观台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生水起的民歌运动，到了九十年代流行乐蓬勃壮大，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各大唱片公司都因为网络化的冲击普遍减缩规模，无论是歌手还是听众都选择返璞归真。于是，独立厂牌、创作歌手、小型现场演出红火起来。歌曲种类也愈加细化、愈加深入。
原创歌手们都愿意运用自己的语言找寻心里呼唤的东西，从音乐中发掘新的听觉模式。
殊途同归的新民谣
“这几年间，大陆与台湾的新民谣有种汇聚感。它们从不同支流、土壤来，但向往的地方都是那个美丽新世界。”熊儒贤说，“不是想跟过去脱节，而是从自己的土里长出来一个新的东西。”
相似的是，大陆在近七八年间也萌生出一股挖掘民族元素的音乐力量。
最有名的是央视2004年开播的一档歌手选秀节目“星光大道”，收视率颇高，当年的年度冠军阿宝、亚军凤凰传奇、季军额尔古纳乐队后来迅速占领了电视台晚会、KTV和街头巷尾——他们的共同特点为“民族风”。
“那个时候，大陆非主流音乐品牌已经开始在物色民族歌手，叫做‘原生态音乐’。但是更民族味一点，在音乐上的开发性比较虚弱。”熊儒贤自称并不太了解大陆发展状况，但还是说出了关键之处，“而这三五年，大陆的新民谣出来像小河、张玮玮、周云蓬、万晓利这些创作民谣歌手，真正用自己的语言、以流浪的方式，开始音乐的长征。”
北京在大陆民谣界“圣地”的地位毋庸置疑，来自全国的年轻乐手从“北漂”时一次次的现场演出中磨练出来，最终找到音乐中的那个“自己”。以校园民谣起步的钟立风、李建；西北民谣风格的野孩子乐队、低苦艾乐队；宁夏的苏阳、布衣乐队；蒙古族的杭盖乐队、大忘杠乐队等等，他们都懂得运用自己的语言、民族配器甚至特殊的民乐唱腔来创作现代意义上的民谣歌曲。
既有现代音乐素养、现代城市生活背景，又有地域性、民族性的“根”文化精神，他们在商业流行音乐领域之外开创了另一片完整而辽阔的天地。
这样饱满的生命力，令无论是来自太平洋岸边的歌手，还是来自高山草原的“少数民族”歌手，都散发出极其浓厚的音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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