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在全省农村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推行纳入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整体工作中，并在年底前要在所有村建立村监委。其实早在2005年，昌乐县就摸索着进行制度创新，先行先试，在一些村庄建立了村监委。8年过去了，省内最早的一批村监委是否不负众望?为此，记者走入了其中一个普通村庄。
昌乐县红河镇埠南头村，坐落在鲁中丘陵地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1160口人的埠南头村，跟无数中国农村一样，也自有一套权力格局——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意志，全体村民的自治权利，家族势力乃至老者权威，难免纠结碰撞。
但过去8年间，就因为一步小小的制度创新，看似单薄的村监委，在各种权力的涡流中，制约了权力冲动、缓冲了矛盾冲突。这个比全省推广要早7年的村监委，已经彻底重塑了埠南头村的权力格局，也使该村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和谐村庄。
把干部权力“关进笼子”
从1997年开始，在外经商的王江堂回到埠南头村，任村民委员会主任；2004年，他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从此，他支书、主任“一肩挑”，在村里可谓是权力核心层的核心，响当当的人物。
可就在2005年，埠南头村设立了由3人构成的村民监督委员会，无论怎么看，都似乎是在挑战以王江堂为首的村“两委”干部的权威。无论村里有啥打算，都得跟以王永春为首的村监委“早请示、晚汇报”。“当时我就感觉不得劲，想着是不是党委不信任咱了，还派了几个人来盯着咱。”王江堂说。
的确，村监委一上台，村“两委”干部的确感觉“官小了”。王江堂说:“现在村里要买500块钱以上的东西，就得向村监委打报告。买完之后，还得让他们审了才能报销，接着还要片长、经管站长、镇长签字。你说，我这个支书、主任还算个官吗?”
最让王江堂“憋屈”的，还是村监委老是束缚自己的手脚。今年5月，“两委”想要粉刷村里两条中心街两侧的墙壁，本意也是为了美化环境。但这一动议遭到了村监委的反对:村里现在没钱了，比刷墙要紧的事儿还很多。最终，“两委”还是服从了村监委。
谁赋的权就为谁监督
8年来，村“两委”和村监委不少吵架，最后都是以村监委“胜利”告终。村“两委”之所以对村监委有所忌惮，不仅因为它是老百姓投票选的，有所谓“民意支撑”，还因为有上级党委的撑腰。
之前，王永春一直担任理财小组组长。小组成员是由村民代表投票产生，而不像村监委一样，由全体村民“海选”。从部分人投票产生，到全体选民投票产生，王永春感觉自身压力大多了。“我们就是帮大家伙看着村委干部，别让他们的路走歪了。”
支部在村里有着传达、执行上级意见的权威。可自从有了村监委，镇上有时开会只叫王永春，不叫王江堂了，尤其是一些纪委系统的会议。王江堂说:“总感觉镇党委有什么事瞒着支部似的。”的确，村监委如今有了一条新渠道，镇纪委甚至县纪委可以直接和王永春接触，王永春也有权直接找纪委反映问题。而在这之前，王江堂作为村支书，几乎垄断了日常的上下沟通渠道。
村监委一头肩负民意，一头由上级授意，“看管”两种权力，而对象都是王江堂、王田芝、王永光这3名村干部。
“如果政府和老百姓意见不一致，你听谁的?”
“谁有理我就支持谁，上级党委不一定全对，村民也不是100%对。农村的事，还得说理不是?”王永春既不唯上，也不持“民粹主义”；他看重群众意见，也尊重村庄精英。
村民又重新信任干部了
一个村好比一个家，当个人、集体以及上级之间龃龉不合，当各种权力相互竞争时，与各方都有牵扯的村监委发挥了黏合与缓冲的功能。王江堂说:“这就好比儿子成家了，公婆不好意思直接问儿子的一些事，而是向儿媳妇打听。遇到一些事情，也是让儿媳妇去做儿子的工作。”
现在无论干什么事，尤其是做一些老百姓不能一下接受的事情时，村“两委”总会仰仗村监委，请他们出面。“比如说发动参加农保、农合时，老百姓第一反应就是不信村干部的，老觉得我们背后有事，仿佛和镇里串通了似的。但是村民一问王永春，就能理解这个事。”王江堂说，“很多时候，村监委做工作比我们管用。”
正因为这种作用，王江堂虽然感觉“官小了”，但这个官当得更安心了。1994年至1997年，村民们反映当时的村支书有经济问题，传言“存在周边4个县的存款有十多万元”，村民与“两委”激烈对抗。镇上调查后，发现老支书并没有问题，但村民依旧不服，村“两委”的信用彻底破产。最终，这一系列事件以支书下台收尾。“再后来，老支书因为家中有事，不得已变卖房屋，至今还住在果园的窝棚里。这说明，他确实没有经济问题。但就是因为没有监督制度，即便自己没问题也没人信他，谁坐在那个位置上，下场都会很惨。但现在，我觉得我不用害怕了。”王江堂说。
埠南头村“大队部”隔壁是个小卖部，问店主人王永堂“谁是村里的干部”，他始终没想到王永春。对村民们来说，村监委成员算不上官，也没啥权，都是普通村民。“但说有权也有权，支书在我这儿买东西，不还得他们审吗!”王永堂说。
如今的埠南头村，一切权力都在条条框框里运行，无论这种权力来自上级还是民间。这一切还要归功于由这些普通村民组成的村监委，正如王永春所说:“我们就是让干部走正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