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毅夫
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那样，我过去总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部真经，只需学会，带回国来应用，就可以帮助祖国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初，我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机会，负笈现代经济学的圣地——芝加哥大学，向包括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大师们学习现代经济学。
四年寒窗苦读，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又到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谢绝了几所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工作邀请，我满怀信心回到改革开放事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祖国，准备奉献所学到的前沿知识，出谋划策，帮助政府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牛刀初试以后，却让我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逻辑严谨、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运用产生了疑惑。
1988年，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首次遭遇到了两位数水平的通货膨胀。一般经济学教科书和前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都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治理通胀。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调整利率，而是进行所谓的治理整顿，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大量的在建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以当时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准绳来评价，这样的治理政策是不理性。
如果中国的通胀治理政策表明中国政府是非理性的，那么现代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中国就不适用。但如果中国政府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它的政策又怎么能在1979年启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连续10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很显然中国政府是理性的，面对1988年的高通胀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不同于教科书和前沿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约束不同于当时教科书和前沿理论中所假设的条件。
那次经验让我体悟到，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能简单照搬教科书和学刊中的现成理论，必须深入中国经济的现实，根据中国实际的条件约束，按照理性原则自己进行分析，自己建立理论模型，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方案。
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式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跟着水涨船高，获选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我的职责包括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首席经济顾问，领导世界银行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健康、快速、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使全世界摆脱贫困。尽管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全球经济涌现出了包括若干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多个增长极，但是非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依然在低收入陷阱中挣扎，未能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本轮危机未爆发前，我认为自己在世界银行的工作上面对的主要挑战在于能否提出一个可行、有效、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框架，帮助那些贫困国家改善发展绩效。
任职后的第一周，我就访问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致力于促进贫困国家发展经济的原有计划很快就被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所打乱。
当我在2008年6月抵达华盛顿的时候，粮食和能源价格的飞涨占据了所有媒体的显著位置，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向自己的同事提出：在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后，接下来是否会发生通货紧缩？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相信“大缓和”的经验和说法，其含义是，在本轮危机爆发前20年的经验证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成功地缓和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认为会发生通货紧缩是无稽之谈。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治理通货紧缩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虽然危机来势汹汹，但是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短则3个季度，长则7个季度，危机就会过去，经济就复苏，这次危机也不会例外。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理论，多数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只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给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支持，并依靠在危机中财政收入减少、社会开支增加所形成的财政赤字的“自动稳定机制”的作用就可以度过危机。我则怀疑：由于全球经济在危机前经历了不寻常的投资拉动的长期繁荣，形成了许多生产能力，危机爆发后各国失业率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产能也必然过剩，尤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很难找到新的机会，民间的投资意愿会很低，没有启动需求的外在刺激，经济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怪圈。
过去的危机一般只发生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政府可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货币贬值增加出口，靠外部需求的拉动走出危机。这次危机则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问题从量变引起质变，各个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靠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解决，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思路和对策，这场危机将会旷日持久，难以摆脱。
危机之初，我提议进行全球协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将其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Beyond Keynesianism），以启动全球需求，消化全球过剩产能，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当时多数经济学家对各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持保留态度，认为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增加民间未来税负的预期，减少民间当前的消费意愿，陷入政府债务迅速高筑而总需求增加有限的“李嘉图等价”的困境，对全球协同的反周期政策更是不以为然。
通过20国集团采取的协同刺激措施，世界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复苏的苗头。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秋季年会时提出建议，要求那些受危机困扰的国家紧缩财政、减少赤字，以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我当时指出，这样的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反而激增，给经济复苏蒙上一层新的阴影，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的意愿。这一担心不幸再次被证实。我当时提出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减少短期赤字，而在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质量，使其在短期能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在中长期提高生产率、经济的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实现中长期的财政平衡。这个观点在2011年秋季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主要政策方向。
如今，全球都在关注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而我担心的是，如果不采纳我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提议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复苏计划，化危为机，给发生危机的高收入国家提供结构改革的空间，世界经济可能走向更为漫长的衰退“新常态”，甚至陷入多个“失去的十年”。我也高兴地看到我这一主张在全球舆论和政策界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本书将阐述我对全球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指出可以引领全球走向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策略和实现该策略预期的可能性，并提出避免同样的危机再次发生的国际经济新架构。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多极增长新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不仅应该对本国的问题自己进行理论分析，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发生于全球的甚至发达国家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和政策建议，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面临的机遇、挑战和需要承担的责任。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为作者为其著作《从西潮到东风》所作的自序，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