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影/彭韧
在很多欧洲楼房里，老式的电梯都没有关门的键，只有开门的键，有的连开门的键也没有，欧洲人会慢悠悠地按下要去的楼层，然后耐心等待电梯门自己关上。但是性急的中国人经常会把开门键当成关门键来按。
专程从南京来欧洲旅行购买奢侈品的林先生已经碰到过好多回这种事了。每一次，他的手指总是比他的脑子快。
“太不人性化了，还是美国好，全世界最大的奥特莱斯就在纽约郊区，一车坐过去，逛一天，什么大牌都买到了”。
对林先生来说，他的欧洲之旅一直有些磕磕碰碰。即使在他这种并非生活在中国最一线城市的人看来，欧洲也显得有些老旧和过时了：人民懒惰、经济衰败；除了奢侈品折扣店，其他地方都吸引力不大。但就连奢侈品折扣店，开门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每周末和晚上总有大把的时间，让像林先生这样的中国游客“想花钱都没地方去”。
“商店老关门、工人老罢工”，这是中国游客在欧洲最常见的抱怨之一，其他常见抱怨还包括“墙角总有一股尿骚味”、“到处都是扒手和骗子”、“不像个发达国家的样子”。
无论是《最后的晚餐》真迹、大卫像的原作，还是米兰大教堂、巴黎圣母院，都弥补不了一些中国游客对欧洲的种种失望，他们更希望看到新的、快的、直接的、犀利的、刚猛的，而不是旧的、慢的、迂回的、隐晦的、含蓄的，而后面这些，恰恰是欧洲人珍视、试图保留和呈现的。
这种“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人的欧洲之行中无处不在，难怪美国《纽约客》杂志的驻京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会选择参加一个华人欧洲旅行团来观察中国人，他们在卢浮宫里一路狂奔，因为导游指示“时间有限，只够看镇馆三宝”，最后他们圆满完成了见到三宝的任务，但没在任何艺术品前驻足停留。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意大利是一个衰落中的欧洲二流国家，还有一句流行的俏皮话是—“意大利就是欧洲的中国”。钟情于意大利的策略分析师李淼在网上愤怒地反驳：那些说意大利是一个二流国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意大利。而在意大利生活了近20年的邓京红对“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十分相似”这个说法的回应是：“是的，我们的缺点非常相似，但是和意大利人的优点比，我们还差得远”。
那么他们的优点是什么？邓京红用机械制造为例说明，中国制造企业成长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善于制造但称不上精于制造、乐于制造，中国企业做事的典型方式是：你告诉我怎么做，然后我给你货。而意大利人的做事方式则是，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来思考怎么实现，从制造模具一直到优化产品—他们不但制造产品，还享受过程，尽管这种乐趣在这个世界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奢侈，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这也就是欧洲经济危机所具有的两面性：等经济形势好转，意大利人乃至欧洲人积累下来的品味和创意还是可以在全球市场获得高溢价，这一思考方式并不会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受到损害；经济不好，也许仅仅通过冰冷的经济数据来看，欧洲已经是“哀鸿遍野”，但整个8月，意大利人都在悠闲地度假—他们对于工作、人生的闲适看法缓解了经济危机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
从全球化的趋势看，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中国人跟我们所见的欧洲人其实会越来越相似：中国的年轻人对闲暇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将会在父辈所积累的财富上逐渐找回个性自由，并进行对自身、社会的反思；而欧洲年轻人也可能会一改在父辈所打下的基础上无所事事的现状，穷则思变，越来越勤快。人们始终只是处于不同代际间的循环中而已。
这正是我的意大利之行的感受：经济危机下，人们生活得未必不幸福，而在没有经济危机的社会里，人们的幸福程度也未必和GDP成正比。而古老的欧洲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对于正在积累财富的大路上埋头狂奔的中国人来说，始终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人来了
理发只是华人在意大利进军的若干行业之一，在服装业、采石业，甚至色情业，中国人都赢得了一席之地。除了吃苦耐劳，他们的秘诀是：灵活机动，效率优先。
8欧元，这是北米兰圣乔瓦尼一家华人理发店男子剪发的价格。一个欧美人和一个经济学家第一次看到这个价格时可能都会感到震惊。在欧美这些人力成本高的国家，随便剪个头发就要30到50欧元，讲究点的100欧元都下不来，8欧元实在太低了，他们都不好意思不多给点小费；而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这个价格可能会动摇他的世界观。
在国内经济系学生所必修的《国际贸易学》里，有一节专门解释商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商品由于相对便于流通，国际贸易最终会让各国相似商品之间的价格趋同，而相比之下，服务由于难以流通，价格会保持比较大的差异。经济系老师在讲授这个概念时，往往就会以理发行业为例来说明。这一理论是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之一，它遵从逻辑，同时也符合现实，令人难以置疑。但在意大利，这一 看似坚固的理论岌岌可危。意大利的华人发廊将理发价格拉低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十分之一。
周六晚上9点，圣乔瓦尼几乎所有商店都已经关门，推开这家名为Nadia发廊的大门，仍然有四五个人在坐着排队。意大利名字叫Nadia的女店主是温州人，她招呼我坐下，我问要不要晚点再过来，Nadia告诉我，用不着，马上就能轮到我。果然，三个理发师片刻不停地刀剪翻飞，店主也亲自为顾客修眉、吹干头发，不到一刻钟，在我前面坐着的四五个人就已经全部剪完。
一位四十多岁的师傅示意我坐到椅子上来。我还没坐稳，师傅已经用电推子给我推掉脑袋后的一大半头发了，“您不问问我怎么剪么？”我说，师傅这才指着墙上一张“经典唯美原创发型图集”让我挑，我看着那些20世纪80年代台湾小虎队成员似的发模，扫了一圈后说“照着原来的剪短点就行”。
师傅一边麻利地推着头发，一边向我解释，意大利人的剪法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一剪子一剪子地剪，而他的剪法是先用电推子推出个大概齐，然后再细剪几刀，“我们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样剪，就挣不着钱了。意大利人慢工细活，我们是以多取胜”。
没说上几句话，我的新发型已经完工，整个过程还不到五分钟。除了一个烫发的姑娘还得捂着头等，我差不多是今天最后一个顾客。老板娘开始盘点今天收到的小费，周六一天，这家位于米兰郊区的理发店光小费就挣了130欧元，我问老板娘生意是不是天天这么好，她说今天是周末，不过平时也不错，“因为我们的师傅技术好”。
剪完头，我去理发店旁的冰激凌店买了一瓶水，这家店是整条街除了理发店外唯一还开着的另一家店。刚好路过的理发店老板娘看到我，又跟我打了个招呼，告诉我这瓶水不用付钱了，因为这个冰激凌店也是她的。聊了几句后，老板娘Nadia还邀请我第二天去米兰的华人街Paulo Sapi一起吃火锅，大家AA制，条件是“如果我们提前一个小时下班的话”。
理发只是华人在意大利进军的若干行业之一，在服装业、采石业，甚至色情业，中国人都赢得了一席之地。除了吃苦耐劳，他们的秘诀是：灵活机动，效率优先。虽然说中国人人力成本低，但是在欧洲生活的成本摆在那儿。低价格和高效率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速度，价格也不会这么低。因为每天剪的头发多，这些温州发廊挣的也不比意大利发廊少。
在中国劳工到来后，巴纽洛-皮埃蒙特地区的意大利石场主的生意增长了几十倍。他承认中国劳工是他见过的最好的雇员，他们从来不耍滑头，也不要求预支工资。他也不是没试过雇佣意大利人，但是那人第三天就因为腰痛回家了，就连罗马尼亚和摩洛哥人都干不了，只有中国人，他们一年只休息四天，只要给他们一把凿子他们就开始工作，就像一台人体永动机。唯一的烦恼是，只要别人多给哪怕一个欧元，这些工人就会跳槽。他曾经按照法律要求禁止这些中国人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时，但这些工人晚上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走人，因为他们觉得，不加班的时间纯属浪费，也挣不着钱。
对于那些意大利发廊工作的人来说，中国人的确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意大利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即使从事剪头发这种门槛不高的劳动，也能够得到一份体面的生活，当然，如果技艺精湛，获得的收入甚至可以跟高级白领媲美。
在中国人到来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手艺一般的普通本地发廊，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就连原来的高级发廊也开始受到影响。意大利人对此应对的方式是通过商会和行业协会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就是慢惯了，快不起来”，一位在米兰学服装设计的台湾留学生说。在中国人到来之前，他们的确也没有太多要快起来的压力。
中国速度
意大利人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中国人有高速成长的市场，资本希望将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 。
中国人的到来给意大利本土服务业带来了“加速”的压力，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更显示出中国速度，中联重科对意大利CIFA公司的并购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典型。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速度是一种可怕的竞争力。在过去5年间曾经去过长沙30多次的意大利CIFA公司CEO戴维·齐博拉(Davide Cippola)眼中，长沙是一个位于中国南方的重工业城市，气候潮湿，食物辛辣。
CIFA所在的混凝土机械领域，最强的竞争对手中除了德国企业，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总部都在长沙。去年，戴维还在长沙希尔顿酒店惊喜地碰见了他的意大利老乡：与广汽合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菲亚特也将新厂址设在了长沙。
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所知道的是，长沙也许是国内工业基础最薄弱的省会城市之一，这个正在申请“世界工程机械之都”称号的城市，在二十年前几乎就没有像样的重工业企业。
跟大多数从外贸加工起步的中国制造企业不一样的是，中联重科的前身是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1992年，中联公司才成立，当时还是机械研究所所长的詹纯新看到了建筑机械行业巨大的市场前景：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建筑工地都在中国，如果能用较低的价格替代价格高昂的进口机械，市场潜力将难以限量。巨大的市场红利让后来者迅速超过历史悠久的领先者。
2001年，中联重科以1000万元并购了日资控股的百年老店英国保路捷，但在吞并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排名第三、拥有80多年历史的CIFA之前，中联重科还是有些犹豫。以懒散闻名的意大利人好管理么？中联能够整合技术实力深厚的CIFA吗？而CIFA公司的工人也坚决反对将这家拥有80多年历史的企业卖给中国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中国人会想拿它做什么。
詹纯新飞到了米兰亲自上门看一看CIFA。“米兰的罗马大道，看起来就像我们的黄兴路，也是到了晚上十一二点，夜宵生意还好得很”，中联重科的一位副总裁甚至觉得，意大利话跟长沙话有点像，都是又大声又急速，听起来像吵架。而意大利人也不是他们印象中的懒散，在干活的时候，反而有点像严谨的德国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技术让人真是没话说”。
双方背后的投资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联重科的战略投资者是联想旗下的弘毅投资，在麦肯锡咨询为弘毅投资筛选的中国最适宜进行并购投资的10个行业中，建筑机械行业是排名最高的几个行业；而意大利持有CIFA股份的私募股权，则认为CIFA无法靠自己扭亏为盈，这些意大利企业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声誉良好的品牌，但是人员和财务负担太重。2008年9月28日，中联重科在公司在成立16周年的纪念日，以2.71亿欧元的价格如愿以偿并购CIFA。
CIFA现在是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事业部下的一家公司，产品主要销往中东和北美，现在再回想起这段艰难的磨合经历，CIFA公司CEO齐博拉只是平静地说，“时间能改变一切”。直到今天，中联仍然让意大利人自己来管理，CIFA的意大利工程师则在长沙的中联工业园帮助他们组装机械。中联重科所在的工程机械领域是一个大众不熟悉的产业。但在工信部2011年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上，这家企业与三一重工一起名列中国企业前十，跟他们并列的，是百度这些互联网公司。泵送水泥的高度是工程机械行业的硬指标之一，在中国，不断增高的摩天大楼提升着对泵送水泥高度的需求，而CIFA帮助中联完成了一项泵送水泥高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戴维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中他骄傲地与中联管理层并肩而立。
中联给CIFA所带来的也十分明显，欧债危机袭来之后，CIFA依靠新开拓的海外市场赢得了难得的增长，600多名意大利员工没有被裁员，他们已经开始习惯这个中国雇主。维托正在学习中文，他结结巴巴地跟我们说：“难道我不应该学习我雇主的语言么？”
中联重科不是唯一并购意大利公司的制造企业。最近一桩并购是山东的潍柴动力以3.74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豪华游艇公司法拉帝(Ferretti)，我们的翻译王蕊正好也是那次并购谈判的翻译，这桩并购比中联更复杂，最终，一切细节阻碍都被“大势所趋”轻松推倒。意大利人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中国人有高速成长的市场，资本希望将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潍柴动力希望能够在2015年前将重组后的法拉帝拿到香港上市，他们的战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意大利游艇卖给中国人。
Be Italian，
or Be American？
意大利管理学家在争论，意大利企业，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企业需要变得更加美国化，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但这种想法对意大利人来说，仅仅还只是种观点。
跟很多意大利男人一样，拉波·埃尔坎(Lapo Elkann)喜欢两脚穿不同颜色的袜子，在衬衫外套一件牛仔服，或者用明晃晃的运动鞋来搭配考究的正装。他有资格这么做。拉波·埃尔坎是明星设计师汤姆·福特(Tom Ford)眼中最时尚的人，曾连续四年被《名利场》杂志评为欧洲最会穿衣服的男人。作为菲亚特创始人阿涅利的外孙，拉波也是菲亚特家族继承人，与弟弟约翰·埃尔坎一起掌管菲亚特—这家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同时因为他与外祖父穿同一尺码的衣服，他一个人继承了阿涅利全部的西装。对于埃尔坎来说，怎么搭配这些衣服，就是他从小每天必做的创造力训练。
拉波是阿涅利最疼爱的孙辈，年轻时，他还在外祖父的安排下，在菲亚特隐姓埋名地做过几年汽车维修工。26岁那年，他接管了属于菲亚特集团的国际品牌：蓝旗亚、阿尔法罗密欧、法拉利、玛莎拉蒂。第二年，在因为吸毒过量昏迷了整整三天后，拉波被人从一个50多岁人妖妓女的房里救了出来。这一丑闻给他贴上了标签：一个无法承担家族重任的纨绔子弟。
外祖父阿涅利是他那一代意大利人企业家的代表，勤奋工作的同时也不乏灵感，“玩命工作，玩命享乐”。阿涅利在2003年去世时，意大利报纸的标题是：“国王死了”。菲亚特的成功也是意大利经济奇迹的缩影，从1958到1963年，意大利以年均工业产值超过10%的增长率快速增长，成为了欧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
菲亚特的全称是都灵汽车制造公司(Fabbrica Italiana di Automobili Torino)，这家公司的基因是生产微型家用汽车，精致、漂亮、“百分之百纯意大利”，代表车型菲亚特500是经典的意大利设计，也是意大利人的国民车。贝卢斯科尼曾经用十分具有他个人风格的话来形容：“我们大部分意大利人的第一次，都发生在菲亚特的后座上”。
意大利企业大都是家族经营，但意大利人不像北欧企业那样，习惯通过基金会托管或者职业经理人，只保留关键投票权，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家族成员参与经营管理，他们相信，管理企业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热情和投入，在这一点上，家族成员最为合适。
拉波的确对意大利汽车信心十足，在一本名为《商业朋克》的德国杂志专访中，拉波骄傲地告诉德国记者，在汽车领域，“我们意大利人是第一。这么说真对不起，德国有很多地方很优秀，但是关于风格和设计，法拉利比保时捷和宝马要好。我们能提供最大的满意度。这是事实。”
事实上，菲亚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遇到了大麻烦。一方面，当菲亚特在意大利本土市场的比例达到顶点之后，越来越多意大利人开始选择价格更便宜的日本车、韩国车；另一方面，除了在巴西，菲亚特在全球市场都表现得水土不服。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连续以超高增幅成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几乎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菲亚特，与国有的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联手创造了一个“奇迹”：破产。
对菲亚特在中国的失败原因，车型老旧、管理失控……熟悉汽车产业的记者能说出一大堆理由，网易汽车频道主编张齐总结说，菲亚特在中国不是犯了 一个错误或者一些错误，而是把所有的错误都犯了个遍。
而法国标致公司的一位品牌经理则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给出了解读，除了德系车以外的所有欧系车，在中国都面临一个类似的困境：国家品牌。在中国人心目中，德国的印象是严谨和品质，法国的第一印象是浪漫，意大利则可能是时尚。那么，你是选择一辆严谨的车，还是浪漫或者时尚的车？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毕竟这是车，不是皮包和香水。法系车和意系车不可避免地都要在自己的价格里加上一点时尚和个性的溢价，而这些溢价，对于第一次购车的新兴市场消费者来说，未免有点奢侈。汽车业是高度依赖于规模的行业，一旦无法大众市场，价格降低的空间会进一步受限。
当然，菲亚特还拥有法拉利，在中国，法拉利的品牌认知度远远高于菲亚特，但法拉利支撑不了一个拥有几十万名员工的企业，在最高峰时，菲亚特年产值占整个意大利生产总值的5%，整个都灵城超过一半的人都在从事跟菲亚特公司相关的工作。
菲亚特现任CEO马尔乔内的确不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他拥有加拿大和意大利双重国籍。据说，除了意大利歌剧，他并不太喜欢那些典型代表意大利文化的东西。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信奉数字、逻辑和模型。
在马尔乔内看来，风格固然重要，但决定汽车业未来格局的，首先是规模。年产600万辆是汽车行业未来的生死线，低于600万辆，就只有被吞并的份。在菲亚特停滞在年产量200万、300万辆汽车的时候，马尔乔内采用了一个极其激进、非常美国式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在2008年全球汽车业处于最低谷时，菲亚特并购了同样深陷困境的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产量一下子增加到超过500万辆，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集团。
在这一次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蓝旗亚代替奥迪，成为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贵宾用车。而这款车，实际上就是将克莱斯勒的车型贴上了蓝旗亚的车标。直接将一款车型换一种新车标来出售，在那些相信品牌价值的观察者看来，菲亚特这样做无异于自毁长城，但也有人认为，“反正他们也很难更糟了，没准真能闯出一条生路”。
下一代菲亚特车型将突破菲亚特的微型车基因，真正将菲亚特和克莱斯勒的生产平台整合在一起。圆头圆脑的菲亚特与方方正正的克莱斯勒结合会杂交出什么车型，欧系车和美国车的平台如何整合？
这样的车型设计恰好是一个隐喻，实际上意大利企业，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企业开始意识到需要变得更加美国化，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
在长安汽车欧洲设计中心的总经理陈政看来，意大利人十分不擅长标准化和按部就班地工作，意大利最主要的航空公司ALITALIA票价昂贵且飞行准点率仅有62%，排名欧洲倒数第二，而行李遗失率高达21.9%，是欧洲各大航空公司中最缺乏安全保障的。但意大利公司的创造性也是独一无二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它的创造性资源，回避它的标准化难题。陈政的方法是把美国化的公司管理体系引入，这套管理体系帮助长安吸引了来自意大利的设计师，从一个只有5个人的海外办事处发展成为了近百人的设计中心。
意大利管理学家在争论，意大利企业，甚至包括整个欧洲的企业需要变得更加美国化，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这种想法对意大利人来说，仅仅还只是种观点，那些吃饭走路时还用着黑莓的美国人，跟他们的文化差异几乎跟亚洲人一样大。意大利人不会把复兴菲亚特的希望寄托在拉波身上，但是他们也怀疑，如果没有拉波这样的花花公子，菲亚特还会是菲亚特吗？
新新欧洲人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北方铁幕后的欧洲人充满热情和能量。10年之后，当年那些新欧洲人的升级版是中国人。
“吊车吊起集装箱，往轮船上运，集装箱在空中摇摆，吊钩很难控制它的摆动。箱门没有关好，突然敞开，像下雨一样掉下来十几具尸体。以为是橱窗里展示用的人体模型，但掉在地上的时候，脑袋像真人头骨一样被砸开花。那确实是人的头骨。从集装箱里掉出来的是男人和女人。死人。冰冻起来的尸体。一个一个摞起来，像是罐头里的鲱鱼。他们是永远不死的中国人，这些永生者的身份文件在人们之间转手。现在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个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场景描写来自意大利小说家萨维奥诺所著的畅销小说《那不勒斯的黑手党》开篇。
这并不是中国人在意大利唯一的“恐怖故事”，就连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也曾经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中国人用婴儿来做肥料”，为此，贝卢斯科尼所拥有的AC米兰队中国球迷还被嘲讽为“肥料”。不过，贝卢斯科尼素以大嘴和爱乱说话而著称，所以并没有多少意大利人真正把他说的话当回事。但在欧洲一直流行着一个说法：一个中国移民自然死亡后，其他的非法移民就会顶替死人身份。这个明明是虚构的故事，却被不少意大利人当了真。一方面，这本销售过百万的畅销小说被列入“非虚构”类作品，另一方面，它十分符合很多意大利人心目中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极端现实，极端实用主义，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而不敬鬼神。
当时还在意大利莫罗拉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担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邓京红也听到了这个故事，她身边还有不少意大利朋友向她求证，当她质疑这种说法时，有朋友甚至严肃地对她说，“邓，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但你也要尊重事实，不要没原则地为中国人辩护。”
工学博士邓京红最后心平气和地分析道，如果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应该首先从当地的报纸、电视台被爆料出来，然后再传播到文艺作品，但事实上，除了这本小说之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媒体对此事有过报道。
这个理由说服了不少意大利人，但是“不死的中国人”的故事，还是成为了更多意大利人相信的事实，甚至传播到整个欧洲。据说，这本小说已经被美国购买拍摄影视剧的版权，别忽视这本通俗小说的传播力，黑帮故事是意大利的文化标签，过去十年间，美国影响力最强的电视剧不是中国人相对熟悉的《老友记》、《绝望的主妇》这些剧目，而是HBO以一个意大利黑社会分子家庭生活为故事背景的《黑道家族》(The Sapraros)。
意大利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晚邮报》的资深记者拉菲尔·欧利阿尼也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他决定用自己职业的调查采访来求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说到中国人，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在各种文化层次的欧洲人那里都有市场，刚刚说服一个人，又有十个人开始相信。
欧利阿尼出生于意大利东北端的小城的里亚斯特(Trieste)，在“翡冷翠”式的意大利城市译名中，它叫翠丝缇。这个城市离斯洛文尼亚只有一河之隔，从小他就记得，为了让斯洛文尼亚人感受到基督教的宗教感召力，意大利政府在市中心建了一座河对岸也能看到的教堂，这座为了意识形态斗争而赶制出的教堂远远没有古典建筑的隽永，所以被他称作“丑教堂”。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他认识了北方铁幕后的欧洲人，他们充满热情和能量，推开小酒店的门，这些人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低声唱着政府禁止传播的摇滚歌曲。饱含着激动，他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去北方》(To The North)。但是10年之后，他发现这些当年的新欧洲人已经变得跟他们这些老欧洲人一样，死气沉沉，满腹怨言。
接下来，他又发现了当年那些新欧洲人的升级版—中国人。“由中国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是年轻的，而由意大利人组成的那部分意大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已经老了。”欧利阿尼在书的第一段这么写道。他们的能量看起来更加用之不竭，但中国人的能量只指向一个单一的目标：赚钱和存钱。
更让欧利阿尼和其他意大利人感到好奇的是，他们怎么能存下那么多钱？意大利是个发达国家，2011年人均国民收入2.3万欧元，在欧元区排第五，有经济学家认为，加上漏税的灰色收入甚至可能排第一，这些收入能够让他们保持高品质的生活，但高税收和高消费让他们也很难有多少积蓄。
而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中国劳工都是从负资产状态开始的。真正的负资产：因为付不出偷渡的15000到30000欧元，他们必须无偿为雇主打两三年工，然后才能开始领到工钱。尽管如此，他们一般也能在5年之后存上几万欧元，然后盘下一个小店开始经营。
欧利阿尼认识了一对浙江夫妻，了解他们的生活，夫妻俩夏天不开空调，冬天不开暖气，每天吃饭决不超过10欧元，一个月只花400欧元，几年后就存了4万欧元。“400欧元，4万欧元！”欧利阿尼用了一个夸张的表情来辅助表达他的惊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认为中国人愿意如此辛苦，是因为他们觉得能改变，而我们意大利人则认为，如果今天辛苦，那么十年后会更加辛苦，所以我们还不如从现在就开始享受。再说了，我们就算再辛苦，也没法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能存钱。”
就算如此他们也存不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可以借钱。“而我们意大利人很难借钱，虽然我们的家庭关系很亲密，但是谈到钱，对不起，还是得算清楚点。”我想起来，意大利人发明了银行、保险、复式记账法，这个社会运行在契约之上。
“中国人靠着关系就能借到钱，这对你们中国人来说很平常，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新鲜了。”我不得不纠正他说，其实这种民间借贷行为在中国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主要是以浙江为主。欧利阿尼则承认，他采访过几百个中国人，绝大部分是浙江人、福建人，对其他地方的人所知甚少。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年轻的弟子拉姆塞希望用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来揭开人类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奥秘。最终他找到的是：储蓄与消费，沿着黄金比例发展的社会将持续增长。
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而意大利人消费太多，储蓄太少。
意大利人在反思。“看着他们，就像在哈哈镜里看见我们自己，但我们已筋疲力尽、懒惰、颓废、恐惧，在我们面前的移民，还有着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力和勇气，有着我们在黑白影片里那健壮和敏捷的生硬。”欧利阿尼在他的书《不死的中国人》里这样描绘中国人。中国人让他想起了他那些在上世纪50年代创造了意大利经济奇迹的父辈们，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中国人也在通过意大利人审视自己。这本书的译者邓京红女士20年前去意大利学习机械工程，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为意大利企业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并翻译了这本书之后，她更多地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好多意大利人这辈子就是溜达着就过去了，而我们一直在爬坡，爬的时候就跟不过了似的，爬完之后才发现风景也都错过了。”
现在，她也在试着“溜达溜达”。2011年，在辞去意大利莫罗拉机械技术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的职务后，她开了一间在中意之间从事商业咨询的公司，每年一半在意大利，一半在中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六小时的时差倒还好说，但两边生活速度的巨大差异，仍然让她难以适应。欧洲只比我们慢7个小时，但我们却感觉身处两个时空。只要能沉下心来，就很难不羡慕他们的慢，很多细节在慢中才得以呈现。而意大利人则羡慕我们的快，我们的活力。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我们只是处于不同代际间的循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曾经给过财富一个定义：能在未来减少努力的任何事物，包括资本和承诺。这句不那么容易懂的话被在意大利的温州人精准地诠释了：他们拼命，是为了让下一代人不用那么拼命。意大利人的父辈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从容，是当年的辛苦换来的，而我们现在的仓皇，也将为未来赚取一些闲适。
只是这种人生转换的代价未免过于高昂，欧利阿尼访问过所有的温州商人，都对为自己当年给孩子和家庭的时间太少而感到遗憾。但是他又问，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他们会改变吗？
“没有办法，没得选择。”大部分温州人这样回答。
在长安欧洲设计中心，我问来自意大利的副总经理Stefano Carminati和来自希腊的Andreas Zapatinas，他们在中国见过的最美的东西分别是什么。Stefano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有天晚上遇到一对挑着担子的年轻夫妇，他们很穷，但却梦想以后能开一家店，然后再开成连锁店。这样的梦想，哪怕只是想想，在欧洲都十分稀缺；而Zapatinas则告诉我，他在中国见过最美的事物是重庆夜晚的粑粑舞，那些跳舞的大妈们虽然上了年纪，但仍然充满了活力。
我们与意大利人各自都拥有彼此珍视的东西，很难比较什么更好，不过相同的是，我们眼中对方各自最宝贵的东西，都跟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