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峰 陕西西安报道
白鹿原的历史始于1992年，终于1949年。
当1992年，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发表时，这个西安市东郊的千年古原才终于打响全国，走向世界。事实上，白鹿原人陈忠实的这部描摹了时代巨变中两族恩怨、人性乖张的文学经典，活脱是一部真实白鹿原的秘史。甚至引得另一个白鹿原人卞寿堂写了一部34万字的《走进白鹿原：考证与揭秘》，对小说中的地名、人物、事件、民俗逐个进行了考证。
但《白鹿原》终止在1949年。小说发表的20年后，电影《白鹿原》在1938年日军侵华的轰炸中戛然而止，让接受一家非公开刊物采访的陈忠实也觉得，“把小说删节得有头无尾，所以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2010年，卞寿堂出版了另一本白鹿原小说《鲸鱼沟》，鲸鱼沟将白鹿原一分为二，如今是个风光秀美的旅游区。小说《鲸鱼沟》将白鹿原的“秘史”写到了文革结束，尽管是小说，“里面的事都是真的”，卞寿堂说。
再之后白鹿原的历史其实已经毋庸赘述。这个沉睡了千年的古原，锻造了一种小说中所描摹的奇特地域文化，纵贯千年，带着宿命论色彩的神秘主义。如今，白鹿原已挣脱了时间的禁锢，远古遗迹早已不见，它成了空间中国版图中同质化的一员，千百个现代农业开发区的一分子，在黄土地上依然生长。
“把朱先生给我找回来”
坐910路公交车刚驶出市区笔直的咸宁路，便一路盘旋着上坡——上原了。
一路上，西安城的高楼大厦都在视线之下，六朝古都就这样被踩在脚下。但白鹿原有这样的底气。依照传说，周平王时，这里就出现了那只古原据以命名的白鹿。如果不信传说，距今115万年的蓝田猿人就是从这里站起来的。
白鹿原方圆几十平方公里，三分之二的面积属于蓝田县，剩下的将近三分之一属于灞桥区，还有一小部分在长安区。910路公交车横穿整个白鹿原，如果从西安市区出发，也就是从灞桥区的白鹿原西边上原，半坡上，有一座白鹿书院。
刚一近前，看门人便迎出来拒了来者，“除了一座空楼，什么也没有”。实际上，白色小楼后面还有一间四合院，这是陈忠实的书房，只用作平时待客。
《白鹿原》里也有一间白鹿书院，书院里住着朱先生。朱先生是《白鹿原》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今年2月，陈忠实发表了一篇论文专论朱先生，说朱先生是“惟一一个比较有生活原型（即生活模特）的人物”。
这个原型就是清末民初的关学大儒牛兆濂，白鹿原人。关学是程朱理学的分支，晚期的代表人物一为牛兆濂，一为于右任。可惜的是，朱先生没有出现在电影《白鹿原》中，最近电视剧《白鹿原》即将开拍，“陈忠实的一个期望就是，把朱先生给我找回来”，牛兆濂的曾孙牛锐说。
《白鹿原》里有各色人物：宗族长者、淫娃荡妇、土匪、革命者……但作者陈忠实独独看重朱先生。在他的个人体验中，朱先生的原型牛兆濂能掐会算、预知风雨。这是农耕时代对一个儒者最为朴素的认知。
但牛兆濂的影响远不止此。每到春、秋，牛兆濂会在白鹿原上开坛会讲，左右乡邻都会来听，“最多的时候，原上坐了一万多人”，牛锐说。牛兆濂会讲的地方取名芸阁学社，如今是五里头小学的校舍，除了一株古柏，过往踪迹全无。
关学看重教化生民，牛兆濂的方式之一是给人家写对子。他留下诸多墨宝，如“临事三思终有益，让人一着不为愚”，字体古朴，大巧若拙，就像娃娃学字。
如今，白鹿原上那些新起的二层、三层农居还有挂对联的民俗，狄寨镇上一家牙科诊所的门上贴着“关爱口腔笑逐颜开，健美牙齿春容再来”，红纸黑字、端端正正。
“约长”必须德高望重
牛兆濂教化生民的另一个方式，是推演《乡约》。
《乡约》出自北宋大儒吕大钧，其兄弟四人被称为“四吕”，“四吕”的家就在白鹿原下。这恐怕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乡约》，古时“皇帝不下乡”，农村基层全靠自治，由德行和知识兼具者执事，依靠的是一套农耕文明的道德规则。
“《乡约》的文本在建国后就绝迹了”，《走进白鹿原：考证与揭秘》的作者卞寿堂说，但他把《乡约》的全文留在了他的这部书中。
这份吕氏《乡约》共分7个部分，其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节规定了乡人应遵守何种道德，何种礼仪，人们之间应如何互助，“罚式、聚会、主事”三节则规定了执行细则。
“理学本来概念抽象，但‘四吕’的贡献就是将抽象的哲学原理写成了可操作性的条文”，卞寿堂说。
“四吕”之后，关学的代表为明朝的王之士，其同样重视推行《乡约》。《关学编》记载，王之士“乃立《乡约》，为十二会，赴会者百余人。设科劝纠，身先不倦。诸洒扫应对、冠婚丧祭礼久废，每率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于是，蓝田美俗复兴”。
既有《乡约》，就有推演、执行。负责组织管理、讲解、执行《乡约》奖罚的人，称为约长，“约长与族长往往是同一个人”，卞寿堂说，“因为约长必须才品孚人、德高望重、公道正直、熟悉礼仪”。
约长由乡民公推，一般每个月讲约演习一次，并设立《记善》、《记恶》、《和处》、《改过》四簿，详加记录。约长最初仅仅教化民众，但后来肩负一定的行政事务，如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稳定。
正如小说《白鹿原》所描写的，《乡约》在民国时期崩盘，原因是国民党不断强化基层政权。强化基层政权的目的是“清剿共产党的地下党”，卞寿堂说。虽然此前，“乡约”已逐步纳入行政体系，成了一个官名，但联保甲制的实行，让“乡约”形同虚设。联保甲制由县以下设联保，联保主任由县府委派；联以下设保，保下辖甲。保长多由地方绅士活动贿选，甲长多为轮流担任。
建国后，这套体制被废除，基层政权被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生产小组取代。但传统《乡约》民俗却一直维系到上世纪60年代农村合作化之前。卞寿堂说，那个时候，白鹿原上有各种农民互助会，如建房会、婚嫁会，甚至猪会。那个时候物资匮乏，遇有大事必须邻里互助方能渡过。
所谓猪会，是五六户人家，一户养猪，其他几户各出几斗豆子，等到过年时，几户间再杀猪分肉。“那个时候平时可以吃素，但过年总要有肉”，卞寿堂说。
此后，奔向共产主义的农业合作社荡涤了一切，紧接着是随后的“文革”。卞寿堂在他的白鹿原小说《鲸鱼沟》里写到，“广袤的白鹿原上，一片令人窒息的气氛，一路经过的村庄都是批判斗争场面”。“60年代是最贫穷的年代，也是最革命的年代”，他说。
“祖辈的生活方式还是有意义的”
合作化将《乡约》摧毁，事实上，直到牛兆濂的时代，关学已趋没落。
民国的儒学，以熊十力为旗手的新儒学承袭主流，而新儒学则上承陆王心学。与教化生民的关学不同，新儒学关注的重点是在生命与心性领域。新儒学的“极端个人化倾向使新儒学不关注社会关系，极端形上化倾向使新儒学不关注具体现实，极端内在化倾向使新儒学不关注礼法制度，极端超越化倾向使新儒学不关注当下历史”，儒家学者蒋庆说。
这似乎暗合了那个时代的主题——传统文化逐渐退缩人伦领域，从而为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让出社会空间。而在此时，牛兆濂仍在白鹿原上开坛会讲，推演“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指导下的乡约。
“存天理，灭人欲”，是对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糟粕”的最著名定义。当年陈忠实为写作《白鹿原》，花三个月时间翻看了牛兆濂主编的《蓝田县志》，为其中记载的众多贞洁烈妇所震撼，从而塑造了田小娥这个遵从自身情欲的“逆天”角色。
如今《蓝田县志》的编纂任务落在了卞寿堂身上，他正主持编写1989年至2010年的县志。三十多个门类中，他专设了民间戏曲志，“目的一是为了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就是抱不平，因为在过去封建礼教束缚下，戏子是没有地位的，死后都不能埋进祖坟”。
可以说，《白鹿原》中的白鹿原，正是在天理与人欲的张力中铺陈，陈忠实写了几十年的白、鹿两族恩怨，背后却是上千年关学传统对原上子民的浸染。在那个封闭的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发展是纵向的，亦是传承的，惟有变局发生，才有更新的可能。
但在物欲的时代中，文化发展是横向的，商品跨越了空间，白鹿原成了同质化的市场中的一分子。如今的白鹿原，蓝田县成立了白鹿原生态旅游观光带管委会，灞桥区成立了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会。就像是“正能量”的白、鹿两族的竞争，两个区县在比赛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到11月，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总体规划就出台了”，灞桥区白鹿原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规划其实已见雏形：几所民办高校早已给这里带来了人气，还会再建面积很大的葡萄园、樱桃谷。工作人员在报告中写到，资金紧缺和土地流转受限是发展的主要阻力。
隔壁的蓝田县同样野心勃勃，鲸鱼沟的秀美风光已被初步开发，电视剧《白鹿原》据说也将在快要建完的白鹿原影视城中拍摄。但占地8000亩的影视城据说也遇到点问题，“有些和农民的占地问题没有谈妥”，知情的人说。
在白鹿原上，老房子、遗址早已无存，乡民们亦纷纷外出，成了陕西厨师行业的主力军，空留老幼在村子里。乍一看去，这里和全国其他正在开发的城郊农村没有什么两样。
有可能的是，多少年传承下的生活方式还存留在白鹿原人的心中。2008年，牛兆濂的曾孙牛锐停掉了自己的管理咨询公司，办起了芸阁书院，一边靠组织国学夏令营营利，一边干些传承传统的公益活动。他从陕西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借出了曾祖著述的《芸阁礼记》，这是这本书1950年代入馆后，第一次被借阅。
“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祖宗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它一定是埋藏在你血管或身体中的某一个部位，在某个时段不经意地爆发出来。那时候你会感觉到，祖辈的生活方式对我还是有意义的。”牛锐说。
而牛兆濂的曾长孙、牛锐的堂兄牛隆典，至今仍是白鹿原上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对牛锐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咱老爷的墓地保护好，让大家回来有个凭吊老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