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10月1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报道，今年的中秋、国庆叠加，难得让人们遇上8天的长假可以好好和家人团聚；然而，许多年轻人也选择在这个长假结婚。于是双节又迎来结婚潮，上海4000多位司仪都供不应求。26岁的杭州白领阮先生颇有些无奈地说，今年的国庆假期他异常忙碌：8天时间里他要参加5场婚礼，但令他感到压力的不仅仅是来自身心的疲惫。5场婚礼最少要包出去3千多元的红包，这祝福确实有点送不起了。
参加婚礼时向新人送上包有现金的“红包”，是中国人表达祝福的方式，也叫“随份子”，而国庆假期历来是中国人举行婚礼的高峰期。随着“80后”们进入婚期，密集的“送祝福”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感受到人情的“负担”。
杭州的白领阮先生笑着说，“每次收到请帖，朋友们都会打趣说‘红色罚款单’又来了。这样的集中轰炸确实有些吃不消，钱都随礼送出去了，每月还得还贷款，出游计划也紧紧巴巴的。”对于份子钱，白领刘先生认为，随份子也是一种投资，该给还得给。
刘先生：最高峰的时候大概是五六百，那个时候也没有备一千去的，现在都是800以上。我之前收了一个请帖，我第一反映是我得送多少钱，立刻就得在脑海里面搜索，这个哥们大概在我的交际圈里面有多少年了，亲近关系有什么程度，这个程度大概是什么行情，这个行情我应该去找谁确认。比起前几年邀请高峰的时候，这个行情确实不太一样了。当时，一是工作年限少，二是物价便宜，可能给个五六百就行了，现在怎么也得奔少一千去了。现在对我来讲，该交多少交多少，觉得算是一个投资吧。
其实，阮先生的经历并非个案。山西太原的高校教师韩女士有着同样的感受。从年初到现在，她和老公已经送出去了5000多元婚礼礼金，接近她两个月的收入。最近，每当她接到一些平时联系不多的朋友的电话时，总会下意识地想：“是不是要结婚了？” 然而，对于随份子，彭先生不以为然，认为是人之常情，应该给，没什么负担。
彭先生：香港至少是五百港币，北京差不多。我觉得北京比香港高，我去看的是比较好的朋友，给不给就没有什么负担的，也不能频繁搬家，一些好朋友基本上一人给一千。
如今，不仅是亲友婚礼要送上祝福，民间送礼的名目和礼金标准也“与时俱进”。婚丧嫁娶、孩子满月、乔迁新居、老人过寿、子女升学，甚至朋友之间互相祝贺生日也都要送红包。
在陕西咸阳市民李女士的日常收支账本上，有着这样的记录。5月1号，同学结婚，200元；5月2号，同事结婚，200元；8月12号，同事孩子考上大学，100元……”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人送祝福的方式也几经变迁，一路水涨船高。从上世纪50年代的镜子、鸡蛋，到70年代的暖水瓶、脸盆和领袖像章、语录，实物礼品一度是中国人送礼的主要方式。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今年5月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红白喜事礼金支出分别为2642元和2228元。报告称，对城市家庭而言，“红白喜事的礼金支出是一种负担”。
对于中国百姓“随份子”习俗，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冯桂林建议，要量力而行，不要攀比。
冯桂林：有钱人可能觉得送五千都可以，没钱的人送五六百也不算少。中国人就是好攀比、要面子，别人掏那么多，掏少了不好看，这样就把这个势头抬起来了。如果想解决问题，一方面要移风易俗，第二还得要看量和度，看自己的状况，要有点魄力和勇气，这样才能面对现实的自我，否则压力使自己生活很难受。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说，如果结婚送礼成为负担，则完全背离了表达祝福的初衷。现在，送祝福变得太功利了。
卢汉龙：现在消费，大家都要追求物质上的东西，所以送礼一定要送钱或者是送贵重的东西。这个风气是需要等到社会看到它的问题以后，把它一点一点改过来，短时间内很难。因为现在已经有社会循环了，原来已经送过礼了，亲戚朋友、同学、好朋友要结婚了等于又要还礼，不还又不好。这会有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大家确实感到非常厌倦，而且觉得太功利了。
也有专家建议，结婚送礼方式可以多样化，比如几个好友一起为新人赠送一张健身卡，代表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为新人办一台文艺晚会，共度美好时光。卢汉龙建议学习香港和台湾同胞重情义、轻物质的观念。
卢汉龙：对于一些至亲，相互之间送礼还可以。对于朋友，大家不要重物质，不要重金钱价值，而是要追求一种心愿，这样会使得整个风气逐步改善。而家庭内部可能还是要有些互助，长辈对小辈，见面礼等还是很正常。台湾、香港同样是华人社会，他们送礼的价钱就会很低，表心意。在西方国家，送礼时会有一个单子，需要什么东西就送什么礼品，而且不会超过50美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