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现代的中国商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节日？答案是：曾经有过。
1946年10月，抗战胜利未久，国内经济枯竭，商业委靡，全国商联成立大会适于此时在首都南京召开。会上，厦门商会代表提交确定每年11月1日为“中国商人节”的议案，顺利获得通过。对复苏战后濒于崩溃的民族工商业，此举自有振奋人心的作用。
在国内众多民间商会中，厦门商会资格颇老。它成立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7月，时称厦门商务总会，是清末经政府备案设立的最早一批新式商会之一，也是福建省内第一个近代商会。
厦门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迫对外开放，列入“五口通商”口岸之列（其余四处为上海、宁波、福州和广州）。这个曾经是明清东南海商主要基地及闽台贸易枢纽的小岛，比大多数国内城市，更早地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据《厦门志》记载，清中叶以来，对外贸易发达的厦门已出现洋行、商行、“途郊”等商人组织，“途”是行业之意，“郊”则专指直接从生产商购货的批发商。19世纪末厦门有“十途郊”之说，可见商人组织之发达多样。
由于厦门在晚清东南沿海外贸中的特殊地位，自传统“途郊”改组而成的厦门商务总会，号称有“联络沪津，枢纽闽南，以控制南洋各属商务之势”。直到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里，不管鹭岛（厦门别称）内外如何风云变幻，它都是当地政治、经济及海外联络沟通舞台上的要角。
辛亥革命爆发前，该商会管辖厦门市面及泉州、漳州、龙岩、永春等地，自台湾归来的富商林尔嘉（字菽庄）出任第一二届总理。林氏率先在厦门兴办电话公司，协助筹建福建省第一条铁路——漳厦铁路。至今，鼓浪屿上他所修建的菽庄花园，仍是游客必到的名胜之一。
清末至民国，厦门商务总会（后分别改称厦门总商会和厦门市商会）历届负责人（先称总理，后改称会长或主席）中，任期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同安县人洪鸿儒。这位经营粮食、信局、出入口贸易和钱庄的商人，自1908年到1938年的三十年间，先后六次执掌商会。
他最为人称道的，是抗战爆发厦门沦陷后拒不事敌，以74岁高龄亡命海外，奔走于香港、越南、新加坡等地，联络华侨坚持抗击日寇。日方屡次威逼利诱其回厦门出任伪职，均遭痛斥。后一度被敌拘押于马六甲，敌逼其写悔过书，他以“无过可悔”回应之。受其精神感召，他领导下的厦门商会同仁，无一人在沦陷期间参加伪组织。抗战胜利后，82岁的洪鸿儒荣归厦门，国民政府特颁发“忠贞爱国”匾额一方，予以表彰。
厦门商会另一重量级人物，当数为厦门市政及交通基础设施出力甚巨的爪哇富商归侨黄奕住（事迹详见2012年9月3日本报D8版《聚族而商话“福佬”》）。
20世纪30年代初，厦门商会达到鼎盛期，据1930年统计，属下共有48个同业公会。抗战胜利厦门光复后，到1946年，商会下属同业公会恢复至28个，1949年更增至51个，表现相当活跃。也正是在此期间，他们在全国商联大会上首倡设立“商人节”，同时提出要求当局改革税务、准许创设县市商业银行、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等18个议案，皆获通过。
商人们的愿望是美好，但现实非常残酷。因内战骤起，国共厮杀，重振商业所需要的和平环境遭受破坏，经济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三年后，大陆政权易手，商人或黯然去国，或观望留守，“商人节”转眼成了明日黄花。厦门商会作为旧时代的产物，由新政权接管重组，改名为厦门市工商业联合会，留下来的会员们，也和全国各地商人一样，迎来了一个让他们忐忑不安、前途未卜的新时代。
还有一个小插曲：1950年3月，厦门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成立，中共委派的第一任厦门市政府市长梁灵光（福建永春人）出席致辞。整整30年过去，文革后复出、已经64岁的梁灵光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主管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创办工作。而此时的厦门，从百余年前的“五口通商”口岸，又变成了四大经济特区之一。
历史，总是爱开一点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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