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 马岩
世界顶尖经济学家瑞典交锋，旨在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指导各国量体裁衣、深化改革，以求增长与发展之共识
编者按：
今年诺奖评选前夕，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于9月3日至8日举行50周年学术庆典，邀请多位诺奖和克拉克奖得主出席，在全球性“大衰退”的背景下，针对影响今后全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展开激辩。《财经国家周刊》作为内容合作伙伴，对论坛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并专访了前后两任诺奖评委会主席。
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阐释、实证检验以及政策工具的探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这不仅关系到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成熟，也关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并与经济运行中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纵观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乏意见交锋、观点对立，得益于此经济学才能迅速发展为社会科学。在“大衰退”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国际顶尖的宏观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济济一堂，重拾对人、对制度、对政府角色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或将驱动政策向教育和健康倾斜，对各国走出危机的结构性改革提出指导，并重新反思政府对于发展的作用。
人力资本与制度
1995年诺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认为，由于缺乏对人力资本实质的足够认识，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低估了“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增长理论过分强调了对于外生技术进步的讨论。
在卢卡斯看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是一种社会学习的过程。现实生活中，个体无论是接受教育还是参加工作，都可以通过努力学习以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这种学习的过程不仅依赖个体自身的能力，同时还更多地依赖于个体与他人的交往，因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对社会学习的刻画来获得。通过模型参数校准，卢卡斯论证了“人力资本意味着一切”。进而提醒改革者，要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除了需要考虑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提及的技术创新外，更应重视人力资本的提高。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制度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提出另一种观点。“相比起其他因素，制度更可能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位2005年美国克拉克奖得主、诺奖有力竞争者认为，各国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的不同，源于更根本性的原因。以韩国和朝鲜为例，阿西莫格鲁论证了制度上的天壤之别，使得两个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都极为相似的国家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
“制度实质上就是政治，不同的制度会导致不同的资源分配。”阿西莫格鲁认为最大的经济问题是政治，对于经济发展制度根源的研究，实际上是进行一系列制度的政治分析。
穷国能否赶超
“虽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中存在诸多还难以解释的特征，但是两国经济腾飞的事实不容争辩。”“促使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教授十分关注中国。其研究的“增长收敛”问题涉及一个重大命题：“穷国是否可以追上富国？”。
巴罗利用实证分析表明，如果将制度因素作为主要考量，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呈现比较明显的收敛趋势。他认为，制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它们随着经济发展自然演进，最终将会趋同，穷国应该有可以赶上富国的自信。但阿西莫格鲁则认为，制度等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受到历史和文化等影响的，各国不可能趋同，要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赖于重要的制度条件和发展战略。
数本经典宏观教科书的作者、诺奖得主热门保罗·罗默教授，强调了经济学研究和“媒体经济学家”、“政策专家”的不同之处：“研究者必须要能刻画清楚两种最重要的驱动力量——技术与制度”，他将后者称为神秘的“X因素”，认为对于经济增长的探讨，严谨而统一的数学语言不可或缺。一方面，这能要求经济学家定义并阐述清楚这些制度变量，以避免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另一方面，数学推导可以有助于得到严谨确定的结论，以淘汰那些只做模糊预测的南郭先生。
如何评估政府政策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女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认为，早期的经济学主要集中在探究个人或家庭行为，而缺少对政府行为的关注。之后宏观经济研究中流行的“贫困陷阱”以及“人力资本”问题，都使得政府的作用得到凸显。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可得数据，因此政策评估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不断增强，同时也促使了政策评估本身的发展。
但今后政策评估也将面临诸多挑战。第一、许多人对政策评估的意义持不同意见，认为发展过程中，花费太多精力进行政策评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发展是与一些长期因素相关，比如制度、宗教。而像制度这种重要变量，演进得非常缓慢，几乎不能靠设计对照试验来完成。
第二，许多政策往往是多项具体措施的集合，要将这些措施一个个分解是很难的，只是估计整个集合的作用意义不大，而且整体估计通常会导致高估各项措施的影响，因为他们之间可能会存在互补性。
第三，政策执行的好坏与政府管理者的质量有系统的正相关关系，所以在评估某项政策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其本身对经济中的个体带来的影响，还要考虑政策实施的决策和管理团队。
反思经济学体系
“如何看待当前微观基础和宏观政策之间联系的缺失？”、“是否有必要对进行补救？”、“如何进行补救？”，主持第三天专题讨论的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托斯顿•佩尔森教授在讨论伊始，就提出了关系到经济学体系构建与重组的三个核心问题。
“微观基础和宏观政策之间的所谓鸿沟，其实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埃尔赫南•赫尔普曼教授认为情况没那么严重。他来自哈佛大学经济系，在“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方面卓有建树。但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教授却不同意。他认为，尽管已经存在一些沟通微观基础和宏观政策的经典范例，但是其并不像赫尔普曼教授所说的那么普遍。
但在专攻微观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阿巴吉特•班纳吉教授看来，沟通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与其将精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还不如更加精致的去研究微观问题。“当人们对个体的行为动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时，将这些结果汇总起来就能得到世界表现出来的宏观现象。”其这一观点遭到了卢卡斯毫不留情的回击。
他所提出的“理性预期”理论打破了自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微观研究与宏观政策相割裂的局面，指出宏观经济分析应该具有微观基础。卢卡斯认为，尽管微观经济学家并不侧重宏观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宏观事实不存在，宏微观之间的联系不存在。“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存在，就应当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阿西莫格鲁也明确批判了班纳吉“沟通微观与宏观是伪命题”的观点。他表示，连接微观与宏观的中观或者其他层次，将是实现宏微观沟通的有效方式。因为逻辑层次梳理的不清晰而认为是沟通无望，是说不通的。
期待中国经济研究的崛起
《财经国家周刊》：几十年来，经济学对政府角色的看法，从最早的强调干预的“结构主义”走到了强调放任的“华盛顿共识”，而今面对国际经济政治版图的新变化，尤其考虑到中国的发展模式，经济学家对政府角色有何新看法？
托斯滕•佩尔森(“新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前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现任委员)：尽管经济学家的意见不同，我觉得现在关于政府角色的不同观点差别更加细微。在我看来，政府起着关键作用：通过投资于有形基础设施和法律基础增加收入，政府提高了国家支撑市场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比如医保和教育；政府向这些项目投资的意愿，最终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结构。前者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后者将是下一步的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应该有和其经济体量和国际地位相称的研究水平，您对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以及未来发展有什么看法？
佩尔•克鲁塞尔(“新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现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显而易见，在经济学领域，中国的研究在迅速发展。我希望中国能够迎头赶上并在国际前沿做出贡献。在刚刚举行的诺贝尔增长和发展主题研讨会上，几乎所有会议上都提到了中国。
但是我也意识到这将是个艰难的过程。欧洲经济学研究仍然落后于美国，我们也在努力追赶。我认为在这方面取得成绩的关键包括：不分等级的研究机构，这样初级研究员能自由从事感兴趣的研究，并根据国际期刊发表情况给付酬劳、安排升迁；更多更开放的和外国研究人员交流；以及良好的工作状况(薪水、研究预算、适度的教学工作量)
我个人觉得国际一流研究人员，将能从中国的迅猛增长的实践中获益匪浅，而中国的研究人员要做出贡献，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短评】
国际经济研究所(IIES)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是欧洲顶尖的经济研究机构。该所教授佩尔·克鲁塞尔为现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有另外两名教授担任评审委员的职务，其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今年的诺贝尔奖将花落谁家？从该所此次50周年学术庆典中或可看出端倪。主流经济学界开始重新聚焦“增长与发展”，以及相关的人力资本、制度、政策评估等具体课题，这不仅预示着今后学术研究的热点，还将影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的指导思想。
其实还在不久之前，相比于严谨的微观经济学，经济学家对“宏观分析预测”的靠谱性自己都不太当真。但靠着有效的辩论，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的科学性得以不断提高。看看世界顶级学者是如何针锋相对却又不失风度“吵架”的，对国内讨论氛围的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正式名称几经变动，其中的“经济学”一词，在英文中使用的是一个复数形式(economics)。这样的细节反映出一个深刻的认识：经济学不只一种，并没有唯一正确的学派；经济学也需要吸收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不存在一家独大。
(史晨系本刊研究总监，马岩系本刊记者，国家发展研究院方伟、牛梦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