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4年，距南宋亡国还有25年，朝廷风雨飘摇。
这一年，朝散大夫，从六品官员的徐谓礼躺在病榻上，虽然手握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委任状”，却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他自知时日不多，嘱咐亲人，将来把他安葬回浙江婺州武义的老家。
徐渭礼没能等到1255年的春天到来，被安葬在如今的武义县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
他可能想不到，有生之年从政30年默默无闻，七百多年后的今天，一下子成了“名人”。
这一切，都缘于他的一件随葬品、两大张卷轴封纸。
这件随葬品，近日因武义“12·28南宋徐谓礼墓”特大系列盗掘古墓葬案的破获重见天日，被专家取名为“徐谓礼文书”，已被鉴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上面记录的，是他从官30多年的个人证件资料记录，类似今天的“干部档案”。
考古学者认为，徐谓礼文书是我国自近代史学创立以来首次从墓葬中发现的宋代文书。它记录了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官场升迁全过程的细节，全面地反映了南宋中后期政治史乃至其他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涉及中央制度的核心内容，实为前所未有的文献发现。尤其是占文书约百分之八十的徐谓礼“录白印纸”，学界此前从未见过，意义非凡。这将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浙江文物界的一件大事”。
“徐谓礼文书”到底是什么？
古代官员的“干部档案”副件
“徐谓礼文书”这个称呼，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包伟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取的。
在这之前，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份文书流落在黑市里的时候，很多搞收藏的人看了，不敢出手如果是诗词画作，价值就非常明显了。可这份文书上，记录的似乎是一些无聊的、看不懂的流水账而已。
其实，流水账里记录的，是徐渭礼的从政履历。
郑嘉励介绍，“徐谓礼文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录白告身”、“录白敕黄”、“录白印纸”。
南宋官制，确定官员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二：阶官与差遣。“阶官”是标志其官位级别高低的名号，“差遣”标志其实际掌管事务的职位。
用今天的话来说，“阶官”就相当于干部的行政级别，“差遣”是具体的职务。
“告身”，通称的“官告”，是官员阶官的“任命状”，当时是由三省宰执(大体上也可以理解为正副宰相，包括最高军事长官枢密院使等)等人签署。
“敕黄”，即官员的“差遣委任状”，由尚书省(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签发，由于是用黄色绫纸书写，以皇帝制敕的名义签发，故而得名。
至于“印纸”，包伟民说，可以理解为官员的“业绩考核表”。
当时，官员上任，由上级部门颁给一张印纸，记录着该官员任内的考核内容(称为“考课”)，包括各类保状、荐状、任满交割、功过记录等等，作为日后考核的依据。
那什么是“录白”呢？
包伟民教授说，可以理解为“副本”。
出于上交有关部门或官员本人存底等需要，宋代规定须由合法的书铺来抄录“告身”、“敕黄”与“印纸”。这些官文书的副本称“录白”。书铺抄录后，需要在录白上加盖签章。有关部门经校对原件，该录白视为官文书的有效副本。
宋代没有复印设备，所以“录白”全都是手抄的。
徐谓礼的后人能在其身后费尽心血将这些个人资料“录白”，实属罕见。
目前找到的“徐谓礼文书”，“录白印纸”是最大的主体，共十二幅：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嘉定十四年(1221年)至淳祐十二年(1252年)三十年从政的履历，包括官阶陞迁、被委任差遣、治绩考核、帮放请给(发放俸禄)，甚至其母过世时依制丁忧守丧等等。
“官二代”徐谓礼的人际网
忠臣徐邦宪的幼子和奸臣贾似道联姻
徐谓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郑嘉励说，目前存世的资料里，徐谓礼的资料非常少。
徐谓礼没什么名气，但他的老爸知名度却比他大得多。
郑嘉励、包伟民等专家查证发现，同时期婺州徐氏以宝谟阁待制致仕、謚文肃者，名字为徐邦宪。
《徐氏圹志》也说，徐谓礼是徐邦宪幼子。
徐邦宪何许人也？
郑嘉励说，史书记载，宋宁宗时，权臣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徐邦宪数次上书反对，遭韩侂胄的政治打击，“镌秩罢祠”。这就是林氏圹志所载徐邦宪与林大中“俱以不阿权贵，退老家林”之所指。
《宋史》论赞中称誉徐邦宪“立于权臣柄国之日，卓乎不为势利所移”。徐谓礼墓的发现，又为徐氏乡籍在武义县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徐谓礼不光有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父亲，南宋抗金名士、著名词人、永康籍状元陈亮或许就是他的舅舅。
因为《武川徐学氏宗谱》记载，徐邦宪还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状元陈亮(1143~1194)的妹夫。
不过从现在的文书资料上看，徐谓礼既可能是有陈亮这样的忠臣之亲，也与贾似道这样的奸臣有姻属关系。
所录的三十一则保状批书，为研究徐谓礼的亲友网络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如据第二十则批书所载，徐谓礼曾因南宋权相贾似道(1213-1275)的叔父承直郎贾直夫之请，出保状委保贾似道已故父亲贾涉“合得恩例三次”，及保贾似道可“作磨勘收使”。据南宋末人周密(1232-1298)的记载，徐谓礼“与贾师宪丞相(按，即贾似道)为姻联”，这当然是徐谓礼愿意出面替贾涉父子作保的原因。
解读史上最完整的南宋“干部档案”
徐谓礼的从政生涯管过粮去过“银行”
差点成为泉州最高行政长官
包伟民说，有徐邦宪这位“名父”，作为“官二代”的徐谓从政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徐氏圹志上说，徐谓礼和同时代其他士大夫家庭的子孙一样，少时也曾立志以才学博取科举功名，但未成功。虽然不是“学而优则仕”，但他的官场之路仍然算作平坦。
从出土文书可以看出徐谓礼一生的从政经历。
他的第一个官位是“监临安府粮料院”，临安就是杭州，当时是南宋的首都，“监临安府粮料院”的主要工作，是监管当时首都的粮食，徐谓礼当时才19岁，阶官为“承务郎”，主管部门内部的籍账。
徐谓礼在临安府粮料院一干就是8年，自“从九品”变成了“正八品”官员。
绍定2年即1229年5月，27岁的徐谓礼离开京城，成了地方官“知平江府吴江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
吴江县就是现在的苏州市吴江区，自古为江南富庶之地。
打个比方，这8年，徐谓礼差不多从一个股级干部变成了正科级干部。这8年，徐谓礼应该是结婚生子，不出意外的话，他还应该在京城有了自己的私宅。
5年之后，徐谓礼再度升迁，职务是“权知建康府溧阳县”，溧阳地处太湖之滨，经济不如吴江，徐谓礼已掌管一方行政事务，属于年轻干部。
徐谓礼在“权知建康府溧阳县”干了5年，其间母亲去世，他特地赶回家守丧。
在基层干了十年之后，公元1239年，徐谓礼再度回京，出任“主管官告院”。徐谓礼在此供职，应该能够结下许多人脉。
在官告院的时间很短，同是这一年，徐谓礼被任命为“添差通判建昌军”。
建昌在江西境内，添差通判是指正式公缺之外的下派官员，有点像现在的挂职干部。
徐谓礼的仕途中，不止这一次“挂职”，在1244年即5年后，他又被派往现在的南京当时叫建康，当“权通判建康军”。
1242年，徐谓礼再次回到京城做官，此时他的级次已经是“第二十四级”，但仍为正八品，朝廷给他的职位是“监三省枢密院门兼提辖封桩上库”。
但徐谓礼上任一个多月之后就因为“为臣寮论列罢黜”，这应该是他仕途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到罢黜。
像徐谓礼这样的正八品官员，在京城当时是多如牛毛，但他一个月后，马上又被任命为“主管台州崇道观”。
两年后，徐谓礼又挂职“权通判建康军”，然后出任“浙西两淮发运副使司主管文字”。
在南宋时，大宗货运大多依靠水路，发运使司官署应运而生，在这个官署，正的叫“发运使”，徐谓礼则是副手，他所在的官署主要负责浙西即金华兰溪一带到两淮即苏北、河南的水运事务，那个时候，茶、盐、米、钱是运输最多的。徐谓礼主管文字，大体可以理解为来往公文的签署等事务。
这一年，徐谓礼43岁，也是从政以来开始比较得意的一段时间，他也成了“正七品”官员。
1247年，徐谓礼被任命为“将作监主簿”，将作监掌管宫室建筑，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器皿的制作和纱罗缎匹的刺绣以及各种异样器用打造的官署。有点像现在的工信部，徐谓礼的职位相当于部里的办公厅主任。
7个月后，徐谓礼再度出任新职，“太府寺丞”，太府寺即大司农，掌钱谷金帛诸货币，相当于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徐谓礼这个时候可以看作是已经从“处级干部”变成“厅级干部”。
淳祐8年即1248年2月，徐谓礼再度到地方任职，这是他真正掌管一个地区的行政事务，他的职务是“权知信州”，信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上饶，下辖有十多个县。在这个位置上，徐谓礼事实上一直在位到死。他也变成了“从六品官员”，官阶为“朝散大夫”，级次一跃成为“十八级”。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徐谓礼仕途差不多达到了顶峰，而且这时的朝廷又在1252年任命他为“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如果身体允许，徐谓礼一定会按时赶赴泉州就职。
“徐谓礼文书”绝对不可能伪造
昨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说，徐谓礼墓葬里的文书能够完好无损地被抢救回来，非常值得庆幸。
去年3月，他第一次看到文书的照片，立刻断定，这些文书“绝对不可能伪造”。
昨天在现场，郑嘉励对自己的结论作出了解释：
现在这批文物能追回来，我们感觉很庆幸，因为徐谓礼夫人与徐谓礼合葬在一起，夫人的墓室估计在2005年以前就被人盗挖，空无一物。
我们分析，由于徐谓礼和夫人的墓葬之间有块厚石板，盗墓者被石板阻挠，未能进入徐谓礼墓室。
另外，徐谓礼棺木与墓室间的空隙，填满了大量三合土，三合土将空气隔绝在棺木外。
以上原因，让出土的文书保存非常完好，也旁证了那时的造纸术非常了得。
2011年春节前，武义县博物馆原馆长董三军到杭州出差，他和我聊天时问我，知不知道“徐谓礼”是什么人？
这个人，当时我脑子里没有特别印象，于是去查了资料，发现文献里有关于他的记载，不过很少。
记载显示，他是当时朝廷里一名普通的官员，也没有留下什么诗词著作。
2011年3月份，我到武义出差。董三军给我一张照片，让我看看。照片上的内容是“徐谓礼文书”。
“文书”说白了，就是记录一个官员的工作档案，什么时候任什么职务，分管什么工作，在工作中取得了哪些成绩，受到了哪些惩罚和表扬等。
这些文书有十几卷，形式内容枯燥，一般人看不懂，也没有太多欣赏价值。
我当时断定文书不是伪造的，就是因为它没有伪造的价值，诗词著作，容易得到收藏品市场的认可，才是伪造的热门。
退一万步，即便要伪造文书，不如伪造司马光、王安石这类名人的文书，何必盯上徐谓礼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人呢？
另外，要伪造文书，必须要见过真的文书。
但是在现有的资料中，南宋时期的文书可查资料非常少，时代风格很难伪造。
徐谓礼文书当中包含大量内容，要伪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和董三军交流，我当时说了句“这批东西如果追回来，至少是武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