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岷:脚在地上精神在空中
《全球商业经典》杂志
文/李岷
供图/CFP、Gettyimage
1990年代“救”了70后这代人。
如果不是因为那10年之初开启的市场经济建设,以及那10年之末的互联网浪潮,70后跟他们的父辈、兄辈也许毫无区别,甚或不如。因为,1980年代思潮交汇之际,70后还懵懂无知,活在儿童世界里;而此后,思潮闸门急速放下。
说“救”可能太严重,事实上,那10年一头一尾的巨变也不曾把70后改造为彻底新生的一代,彻底与旧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决裂告别的一代、富于“革命”性质的一代。原因有二:一是,这两场“启蒙”来得太晚,在这拨青年已20岁或已接受了初中政治历史课本教育的时候才发生,他们的大脑与思维框架已不似一张白纸;二是,市场经济建设也好、互联网革命也罢,它们都是经济与商业范畴里的事物,互联网—也许有那么一点社会人文上的意义,但直接与初期的体现还是在“产业革命”、“资本泡沫”上。所以这两场启蒙的指向是比较同质化与单一的。人文与思想上的冲击没有发生,时局也不允许它发生。由于这两个原因,70后比60后、80后都更像是为商业而生—也正因为他们只为商业而生,导致他们的新生程度不会彻底。
他们的过渡色彩太强了。
占了互联网创业的先机
这个时代给70后最好的礼物就是互联网。
21世纪的头十年,互联网从1.0到2.0,泡沫从兴起破灭到再兴起,这期间中国商业最显著的成就,是起来了一拨互联网巨头。他们的创始人好些是70后。以中国互联网第一阵营俗称的T(腾讯)-A(阿里巴巴)-B(百度)-L(雷军)-E(周鸿祎)-S(新浪等其他)的创始人或CEO为例,马云、曹国伟、李彦宏是60后,雷军是1969年(踩着60年代的尾巴,起了70年代的头),其他一连串互联网响当当的角色,如周鸿祎、马化腾、丁磊、陈天桥直到最新冒出来的电商强人刘强东等,皆是70后。
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如上文所说,在互联网浪潮席卷而来之前,70后们已被整个90年代的“市场”气息熏陶数年。那时,尽管创业这个词还不像今天这么流行,但70后对开办公司、经商这事儿已毫无心理上的门槛。不似当下,那个十年,进跨国公司、做金融、做生意是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优选,进机关、做公务员、求稳定是没出息的表现。70后在商业上受到的熏陶与初级训练比60后在相同年龄段时要多得多,甚至,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大学期间就做起了各种小生意,明白“交换”是怎么回事。
接着,正当他们走出校园没几年,正值精力与创造力旺盛的时候,他们幸运地赶上了互联网这拨热潮。互联网,自然而然被这群在当时的社会中最有活力也初具能力的年轻人所占领。
65后、70后,把守中国互联网大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以至于前两年有媒体说,就互联网创业而言,80后是迟到的一代,没赶上趟。
可是他们不幸为何?
然而,70后与互联网的交会,与美国硅谷年轻人在1970年代与高科技的交会情境又有相当大的不同。
我没办法回到1970年代的硅谷,只能依靠他人的自述跟转述去张望彼时彼地。此刻我顺手搜了一段《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朱步冲在去年某期杂志上写硅谷昔时气场的两段文字,供参考如下: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帕洛?阿尔托,是美国最具奇幻色彩的文化大熔炉,这里有琼?贝茨与感恩而死乐队,痴迷于电脑的学院怪人,也有国防大企业的阴谋。”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萨科在《从顿悟到硅谷》中这样写道,“只有托马斯?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才能传神地描绘这个迷乱、庞杂而喧嚣的世界。”
“这一代人一口吞下了计算机就像他们一口吞下了迷幻剂。”布兰德在《全球目录》的一篇社论中这样说,技术狂人“极速至死”和嬉皮士的“迷幻而死”两种精神一拍即合,从而诞生了一种视技术同时视为压迫工具和精神解放手段,蔑视节制与逻辑表达的古怪文化。“技术的诗意和道义”,是60年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号。提莫西?利瑞曾经竞选加州州长,未遂后又策划向公共饮水系统投放迷幻药,在集体欣快中实现不流血的革命。而美国现代建筑大师巴克斯特?富勒推崇的“穹窿结构”就被用来建造嬉皮士的著名据点。位于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的“卓普城”。
如你预感到的那样,在这两段背景描述之后,乔布斯在那篇报道里出场了。
那是一个与中国中关村截然不同的充满狂想与创新的气场。只有那么一群疯狂与富于想像力与个性的人,才能推动硅谷一阵阵浪潮的发生。中国65后、70后的互联网创业者的不幸在于,他们还没有机会去经历心灵没有束缚与教条、想像被极大开启的生活,就一头扎到了创业与商业的现实土壤中。
除了自然人在青春期里都会有的一些张扬,回想起来,在互联网之前,70后似乎没有为什么大的事物、图景与愿景激动过、热血喷涌过。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1980年代与精神营养不足的1990年代,交织投射在70后的青少年岁月中。这让他们的双脚从未脱离过地面,不浮夸,很实干,明白物质的实用性与意义,比后来的80后弟妹们更早地明白人情与世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生命中没有一段跟社会对立、对现状愤怒的叛逆期。如果说在1980年代挥洒青春那群人曾是愤怒青年,生于1980后的那拨人很多会走小众、个性的文艺路线,自己玩自己的,我不烦你你也别烦我,那么70后的绝大部分就是普通青年,勤恳踏实还合群。
很好,从概率上来说,商人基本上就是一群普通青年,不愤怒,不耍个性,懂妥协,善合作。
可是,显然互联网与创新,还需要一点孤悬于现实的勇气、自当下而跃的想像力、坚持自我不妥协于环境的个性。而这些元素,只在一小撮70后身上得见,相应的,70后商人里这样的人也很少。远观过去,互联网70后里,早期的丁磊有点这感觉,周鸿祎如此,互联网之外的70后里,罗永浩亦如此。
不像50后上过山下过乡、60后经历过80年代—这些都是残酷却能结出结晶(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自己没资格称其为“浪漫”)的经历,就像年轻时恍然做了一个梦、去外星球探了一回险,梦做完、险探完后,自远方回来,过中年人该过的生活,而70后是始终活在“地球上”、精神世界不曾生活在别处的一群人。
身为70后一员,我还蛮遗憾我所有的物理与精神生活里,皆缺乏那么一段诡异而不乏瑰丽色彩的盗梦空间。我跟我的同龄人,就这么像小时玩的“跳房子”一样,一格接一格、顺利的话有时是跳两格—但都在规定框架里,把该跳该踩的格子与路线,一一跳踩完。
如果说所有的人生都是上帝写好的游戏,很多70后的游戏就是这么个玩法。
精神上不曾经历“天外飞仙”似的想像与神游,现实操作中也难有令世人倾倒折服的神来之笔。
甘愿成为“复制者”?
前段时间采访搜狗CEO王小川—1978年生人。作为一个还不是一线公司的CEO,他无意中流露出对那几位巨头创始人的失望—我在这里就不具名了—他说到另两位也是1970年代生的所谓大佬,说:“你看,他们把企业做到这么大,又都做什么了?看不到有什么好玩的搞法,没有为创新做实质性的贡献。”下面的话就是我挥发的:要么窃喜于国外巨头进不来,于是安心坐在绝对垄断位置上坐地收金;要么被公司之规模与增长所“胁迫”,陷入一个越铺越大、越抄越多的产品铺里。
这些70后互联网的优秀创业者们,确实以他们的聪明头脑、执着干劲搭建出一个中国一流的公司,但普遍被人诟病的,是它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复制、体现在微创新而非原生性的想法与灵感之上。这样的特点助它们成功,同时又在它们成功后,成为阻挠新创公司生长、成功的一大因素。
上文说了,70后创业者的精神气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现实、求变现色彩,其实和创新没太多关系—这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的基因与色彩,怎么可能后来做着做着反而从浑汤子里出落出来呢?
再来看精神寄托与价值愿景,他们肯定不会喊出像柳传志一辈喊过的“为振兴民族产业”之类的口号,让他们再去宣示这些是真心不情愿;同时他们也很少有人怀抱“为了改变世界、为了让世界有那么一点不同”的价值诉求,他们觉得那太高远虚空而不现实。他们以踏实自居,对此还颇感自豪。这固然是这群人的优点,但客观上,如果没有某种更为超脱现实的、向上的动力在引领,人的行为操作准则很容易是“管用就好”、而非“这样做对吗”。在70后心中,是缺乏那股超现实、向上的动力与价值观的,他们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缺少这个。
没有对创新的渴求、没有超现实价值观的指引,他们不但自己甘愿成为并当好“复制者”,还对新生的、柔弱的创新缺少本能的尊重、同情与共鸣。他们不是坏,他们只是心里没有某些东西。
在精神状态与价值观上,我始终觉得对70后最准确的描述是《新周刊》在1999年左右画龙点睛般炮制出的那个概念:飘一代。
突然的“惊醒”
我好像有点过于厌弃70后了。如果你觉得过分或偏激,你可以把以上这些当成我仅对自己的厌弃。
而我也准备像欣赏自己一样去欣赏70后自我意识、个人主义的苏醒。
首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是独生子女。家庭氛围已先天赋予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
其次,1992年后,在社会各方面皆市场化、体制由点到面逐步瓦解的背景下,70后是成人(或半成人)中第一拨意识到很多资源与保障是要靠个人去拼的群体(结果发展了20年后,大家发现又回到拼爹时代,真是倒退与悲哀)。60后大学毕业就业,是分配的;房子,很多还是分的或低价福利房;而70后,要“找”工作,要“买”房子。再没有被动接受的事了,主体由国家变成了个人,而以个人去获取这些资源还需要竞争,人才优者、价高者得。单位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
再次,他们未曾在学生时期经历过群体性运动,集体的概念淡了;家国理想,客观上主观上都被打消了。他们无意对集体或家国社稷负责,做好自己的事而已。
个人主义的倾向与色彩,前所未有地涂抹在70后群体身上,他们为自己而活。
这已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为自己,再自私的欲望都可以落为两个让人安心的字—真实。说到这里,可以举两个人做例子。这枚例子或许是个巧合:1969年出生的雷军跟1970年出生的周鸿祎,他们之间的差别分野,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可以暗寓70后与60后的不同?前者极不喜老一代人的扭扭捏捏,他们从前管这叫“虚伪”,现在管这叫“装逼”。(之所以说这个例子或是个巧合,是因为雷与周之不同或更多归于这两人本身的性格差异,与年纪无涉。但为了方便说事,就拿来一举了)
同样以真实示人、不装逼、张扬自我又懂得自嘲的另一位70后代表就是刘强东。他凭着这份本色,再辅以社会化营销的手段,在微博新媒体上笼络了不少眼光与赞赏。
其他好几位70后企业家,在我看来,都还有60后上一代人的“遗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都还是75前的关系。75后较70后,其实在自我的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越是自我清醒、为自己而活而战斗的人,越不会在年纪与人生状态这事儿上惶惑。所以当我听到编辑说有一拨70后活到30来岁却生出惶恐之心、急急切切地想转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或状态,我还挺诧异的。在我的了解中,大城市里的70后基本上还都算活在自我选择与设定的轨道中,并非被人强迫,也并非未经思索,怎么就突然虚空与惶恐了呢?
或许,我可以把他们突然的“惊醒”归结于他们对我上文所说的价值观的“虚空”、“飘浮”态的不满与自省?
如果这样,他们是更勇敢的人,在直面内心的程度上,比我这等虽明知精神“飘浮无根”,却依然能在实业操作中兢兢业业的人,要走得更深。
对于我来说,当下已无心自我纠缠、纠结于更形而上的精神体系着落于何处,只能寄望于工作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或能证明与完善自我。
半年前开始的创业(虎嗅网),迄今给我的本质体验,与从前在传统媒体里操作杂志内容,并无根本不同。根本相通之处在于,你需要创造或制作出一件足够有价值的产品(它可能是一本杂志,可能是一个网站,也可能是一间公司),以提供给你的用户。这是核心。在这核心之外,搭建不同产品需要的各种不同材质、结构、技能、要素,则要再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像绝大多数70后做的事那样,虎嗅这个网站的形态与概念,也不是石破天惊、纯然自我脑中全新而生,我很坦然,我参照了美国一些新媒体如《赫芬顿邮报》的模式与做法。但它能否有生命力,显然并不取决于我照着“赫芬顿”网站画虎嗅草图的那一刻。
哈!这好像是又一个“复制者”在为自己辩解的意味。嗯,随便他人如何定义吧。我不太喜欢“复制”、“参照”这个特质,但也不准备摆脱,主要是摆脱不了。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游戏可玩。我们所需要的,是认清自己所在游戏的规则并坦承自我,不用像诗里写的“一个人……隐藏多少秘密”,不必装扮、压抑与心事重重—如此,巧妙地度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