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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伟大理论贡献在于指出，分工的不断深化、细化乃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全球化就是分工交换网络的全球化。原来在全国各地区范围内进行的分工，现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一个企业可以把自己的流程分布到全球，一个制成品的元部件也可分散到全球范围，由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工厂组织生产。中国沿海新兴工业区就是拜全球化分工之所赐，发达经济体的很多工序或元部件之生产迁入其中。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劳工、企业、政府都从中获得了很多收益，这一点，当然不容置疑。
不过，分工全球化让很多劳工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产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斯密早就指出了过分的分工可能制造血汗工厂：“在分工达到极点的时候，每个人只做一种简单工作，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工作上，除和这工作直接有关系的思想外，他头脑中没有别的……当一个人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一只扣针的十七分之一或一只扣钮的十八分之一的时候，见识必然更有限。”
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全球众多企业、不同产品对同一个元部件的生产，倾向于集中到同一家企业生产，由此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富士康就是这一经济规律的产物。
这就是全球化的出人意料的黑暗面：在富裕经济体，经济活动更多依赖于创造性，因为人们摆脱了流水线的控制而获得更多自由。支持这种自由的却是边缘经济体的血汗工厂。一个世界的企业用花花绿绿的产品炫耀自己的创造性，为这些企业代工的另一个世界的企业则在拼命压榨员工。
全世界的高科技企业争相向富士康下订单，因为它对工人进行最严酷的管理，在全球范围内的人力成本最低。全球化确实给边缘经济体的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确实提升了全球经济的效率，但这种效率在很多时候经是由边缘经济体企业管理模式、企业文化的返祖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