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温特森的《给樱桃以性别》又是一本意义含混的小说。当然，这种含混是作者故意为之，你抗拒它，但同时又被吸引；你会觉得不知道她在写什么，但是某些片段却有着清晰而直白的意指。女性写作在传统的写作形式中，一直都是很容易归类，但是在温特森的小说中，女性写作具有了更多的面向，她不可归类以及无法命名的特质，使其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解读空间。
在英国的女性写作序列中，有一种伟大传统论，它将范围非常广阔多元的英国女小说家压缩精简为很少的几位大作家，然后从她们那里发展出所有的理论。这几位广为人知的女作家有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尤其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我们从她的作品中寻找女性写作的经验，同时又构建了很多女性写作的理论，似乎在她之后，我们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表述伍尔夫的故事，她呈现出了各色各样的面貌，她引起的现代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同性恋，甚至精神错乱等方面的争议，让她成为了当代女性作家不得不直面的一个对象。矛盾的是，提及女性写作，你不得不把伍尔夫放置在一个遥远的传统中作为参照，与此同时，又在反对她的声音中寻找认同，一种影响的焦虑时刻蔓延在当代女性写作的困惑中。
安吉拉·卡特的小说对当代女性写作提供了最好的精神文本。卡特的写作涉猎各种题材和类型，对各种传统进行变异式的改编和重构，尤其是对童话、寓言、民间传说，以及中世纪文学和圣经等进行大胆的惊世骇俗的改写。而珍妮·温特森的小说中或隐或现的各种母题，迎合了这种新时期女性写作的多重特质。《给樱桃以性别》之所以显得意义含混，我们从中发现的不单单是女性经验的表述，更掺杂了历史写作的某些特点，同时融合了各种题材的改编。这是当代女性写作与传统的不同之处，她们既铸造了女性神话，又超越了女性神话，这种小说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预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写作领域。
《给樱桃以性别》中，唯一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约旦正在给一颗波尔斯特德黑樱桃和欧洲酸樱桃嫁接，他的养母“狗妇”提出了一个疑问：“你正在制造的怪物是什么性别？”约旦试着解释说，嫁接后的樱桃树会是雌性的；母亲却说：这样一种没有性别的东西，对它们自己也是一种困惑。
“但樱桃树还是长大了，我们给了樱桃以性别，它是雌性的。”
给樱桃以性别，即是说，通过给樱桃重新命名来质疑万事万物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命名不亚于波伏娃《第二性》中那句众人皆知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
小说中的母亲不懂得爱，唯一能交给约旦的是爱的缺失和对爱的恐惧。这种扭曲的心理自然是温特森对母亲的复杂的情感指涉。但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来讲，狗妇养育了约旦，放手让他去追求自己的生活。这种放任是爱的另外一种表达，约旦在环游世界的旅行中一点点发掘真相和谎言。我们会注意到，离开母亲后，约旦同样是以女性的方式成长的。为了寻找一个神秘的舞者，他去了妓院，被告知，只能换过女装后才能进入，“作为一个男人，不管有多么贞洁，我都会被赶走，甚至被阉割”。他随后遇到了不少急切要脱离性别束缚的人们，他还发现了女人之间的一种私密语言，“这种语言并不依赖于男人创造的语法，而是由符号和表情构造，将普通的词汇作为暗语，表示其他的含义”。
温特森在小说的开篇部分中就提到了，语言反抗被抹杀。那些词汇怀着对自由的渴望，终究会摆脱各种束缚，以革命的方式揭竿而起。女性对语言的抗争首先在于反抗男人，于是我们在小说中读到了那些诡异的奇谲的童话故事：十二位跳舞公主的故事。相信有很多人都能看出温特森改编这些古老童话的用意，如同安吉拉·卡特整理那些精怪故事集一样，他们通过对童话故事的重新表述，发掘出那些被遮蔽的女性主人公，以及那些隐藏在背后讲故事的女人。而在这些跳舞公主的故事中，男人不是被杀就是一种缺席，最终的结果只有女人与女人相互依靠，互相拯救。她们自成一个世界，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历史——尤其是历史。我很诧异温特森会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到如此遥远，十七世纪那些震惊世界的革命即将发生，宏大的历史与个体隐秘的女性革命几乎同时发生，这就是温特森融合历史真实线索写作的真实用意吧。
那些被遮蔽的注定被挖掘，那些被埋葬的也会唤醒，那些被压抑的会被释放，那些沉默无声的也会努力发出自己的声响。温特森的小说似乎昭示着女性写作的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它的故事将在不断扩大的语境中继续被重新想象、重新书写，并且得到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