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只有被记录下来，发生过的事情、事件才能进入“历史”、成为“历史”。没有记录，便无“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很少被自己描写、记录，因此农民自己的“历史书写”几呈空白状态。只要比较一下城市“插队知青”和农村“回乡青年”自己写的小说、回忆和研究间的巨大反差，就可知道这种历史的话语权完全被“城市”掌控，在历史话语权力场域中，“农村”是彻底的弱者，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农民无历史”。
因此，偶有农民发声，便格外值得珍视。辽宁农民梁书香的回忆录《难忘岁月》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是农民自我历史书写中的精粹之作。作者出生于1946年元月，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离开农村，在农村完整度过了毛泽东时代。而且，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对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细节，如怎样评定工分、“吃食堂”时怎样分饭、春节各家各户为磨面怎样“抢磨”、如何争草争柴、不识字的农民如何“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等“鸡毛蒜皮”、“鸡零狗碎”，都一一道来。
一
东北是“老区”，当生长于富裕的辽南旅大地区的梁书香有清晰记忆时，“土改”早已完成，她的清晰记忆是从她的家乡，新金县皮口镇唐家房乡塔寺大队大郭屯的合作化、大跃进、公社化开始的。
大跃进
有些事情，如1957年的“反右”，城里人沸沸扬扬，最后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命运，但这一年却是农村百姓心中的太平年。只要能干活吃饭，种下的庄稼收到手里，再苦再累，农民也就知足了。突然，1958年“大跃进”来临。刚开春，各村能张贴东西的地方都贴满了大标语，村里的墙壁都写满了各种气壮山河的口号、宣传画。舆论的猛烈让人透不过气来，村村队队、学校机关、各个团体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一切都军事化、战斗化，什么小组战、连队战、大兵团会战……每天干活不叫干活，叫“会战”，在数也数不清的这“战”那“战”中，红旗招展，歌声振天，叫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每天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她承认：“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跃进，平民百姓开始感到新鲜、振奋、激动”，“为农村死水般的日子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来了对未来的畅想和期盼。既然苦干三年幸福就到，谁还不愿意，谁跟幸福有仇？” (第53页)
从来没见过高炉、炼钢的农民，现在社社队队都在大炼钢铁，土高炉林立。正在上小学的她也停课去淘铁砂，结果炼出的是一坨坨黑渣。为高产深翻土地，把生土都翻到上面，结果反而不长庄稼。推广一驴拉八盘磨的新发明，其实是靠滚珠轴承作用，磨扇是转起来了，但轻飘飘没有一点压力，什么活也干不成。最令十二、三岁的她激动的，是附近“大兵团作战”：修水库建大坝，白天人山人海，晚上不是挑灯夜战就是放电影、唱大戏。结果是毁了良田，并无作用，大坝在1960年又掘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近20年后的“文革”后期。
她记得19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各地都要向“穷山恶水开战”，没有“穷山恶水”的辽南也要“开战”。上级向各社队下达了治山任务，她所在的队下达的任务是治理荒山3000亩。为了完成“三千亩”，与大跃进时期一样，组织“会战”，在略有坡度的良田上筑坝埂，完成指派的任务。但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只为应付农业学大寨而在山坡上乱挖一气的所谓治山就此停止，一些坝埂又被清除。
吃食堂
“吃食堂”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重要内容。最高层为此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激烈讨论、争论甚至斗争，一些人因主张解散食堂被打成“右倾”，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吃食堂”与后来的“大饥荒”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许多人的生与死，都与此有关。梁书香是个小而又小的人物，但她的“底层”细致回忆，反映了这种决定的荒诞。吃食堂首先要把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部收走：“粮食一律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个人家里什么也不准存，就说我们家吧，从吃食堂开始，家中里里外外，连颗耗子吃的粮食都找不见”。一起吃饭，各家各户都拼命抢占好地盘，每天都有孩子为此打架。辽南农村，较小的村落也有五六十户、大的有上百户，住得分散，不少户住得离村中心有一二里远，短时间还可以，每天三次要到食堂吃饭，实在受不了。雨天和风雪天，去吃饭更是个大问题。家有老人走不动，还要打回去吃，饭菜全都凉透。如果家有病人，根本无法照顾。东北农村家家要烧火炕，即使在夏天也得通烟火，以防石板和泥土盘返潮，家家户户就靠一天三顿饭产生的热量给火炕加温。现在要吃食堂，自家不开火，但火炕仍要特意烧草加温。农村柴火极缺，所以老百姓说吃公共食堂是“一枪两个眼”，浪费了粮食也浪费了烧草。食堂的浪费和掌勺者的多分，更不在话下。
1959年秋，梁书香进入新金县第七初级中学。这所中学是建立在她们公社的农村中学，离家十几里路，每天上下学，她都要跨过4条小河、翻过3个山包、穿过2个村庄。一天两天，上学放学，一路上她看到地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获，壮劳力都去参加各种“会战”了。
这些政策综合作用的后果就是“大饥荒”，“饥饿记忆”是此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只有经过那种长期饥饿、曾在死亡线上挣扎者，才会有如此真切的记忆。
大饥荒
1960年春天还没过去，公共食堂就没粮断炊了，这时却叫老百姓自己回家解决吃饭问题。但问题在于，新粮没下来，百姓家的陈粮早在办食堂时被搜光了，只好到生产队哭天喊地。生产队干部再次挨家挨户搜查，发现各家确实已无一粒粮食。终于，只得靠野菜度日。
有一次上面发了救济粮，但仍不直接发给社员，而是要求食堂做饭。此时农民深感食堂之弊，深知这一点点“救命粮”只有在自己手中才能救命，只能大骂队长。队长其实也完全明白，只好把食堂偷偷解散，又怕上边来人不好交代，于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大家嘴巴严点，对外千万不能说公共食堂不办了，可怜兮兮地说：“大家行行好，千万不要对外声张，别炒了豆大伙吃，砸了锅是我一人的事。”强调办食堂是上级的指示，自己也没办法。“听说是上级指示，大家就不敢再说什么，但心里都想不明白，公共食堂明明臭不可闻，为什么非要硬撑着呢？上面怎么就不看看下边的实际情况，非把大家往绝路上逼呢？”
(第74页)
从1960年开始，大饥荒开始在辽南农村蔓延。秋收完，交上征购粮，队里分到社员手中的是每人每天三两带皮的毛粮。他们全家四口人，一年分的全部口粮是几十斤苞米、几十斤稻子和一些大豆，这些粮食，一家人即使勒着裤带，也只能吃两个月。所有人家都是把粮食连皮磨成糠面，再用糠面和上大量的野菜或“人造淀粉”(所谓“人造淀粉”或“人造食品”，就是以往当柴烧的苞米棒子芯、大豆秸、野草经过加工，成为“食品”)。
1961年的大年初一，50多岁的邻居光棍汉孙究福晚上暴死，因为他用家里的木柜跟别家换了一只兔子一顿吃完，久饿之人突然猛吃被撑死。村中还有一户人家，男人在1960年生病去世，丢下妻子带着4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几个月的婴儿。梁书香亲眼看到那个30多岁的寡妇妈掰糠饼子喂婴儿：“那个连牙都没长的遗腹子竟嚼都不嚼，抿抿嘴就吞下去”，“你不能不佩服人的求生本能之强”。当然，婴儿并未存活，其他几个孩子也接连死去。
在她的亲属中，父亲的叔叔(即她的二爷)、大姨父、二姨父都是一点一点耗干了体内能量，最后闭上了眼睛。她的二爷是在1960年夏村食堂还未解散时就饿死了。她的大姨父两次快饿死，人快不行时，家人赶紧拿出仅有的一点苞米面煮成糊糊，扒开嘴灌下去，人渐渐活过来。当他第三次不行时，家里再无可煮的东西，只能看着他慢慢闭上双眼。她的二姨父死得更惨。那是1961年春，二姨全家都饿得眼花浮肿，姨父只得抬着浮肿的双腿到十几里路外的妹妹家去找点吃的，结果成为“路倒”惨死邻村(当时常有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下，称为“路倒”)。她回忆说：“我亲眼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不知去哪儿，走到我们村后的山坡上倒下了，我和几个挖野菜的孩子围过去，见他已慢慢合上了眼，喊近处的大人来看，说他已经没脉了。” (第107、109页)
她家是幸运的，她的直系亲属没有饿毙者，因为她家有“外援”。1960年冬，村里有越来越多的人饿毙时，她们一家四口——她、父母亲和弟弟——也陷入绝境。正在这时，在县城上高中的姐姐放寒假回来，重要的是，她把国家当时保证高中生的一个月的口粮、21斤苞米面带了回来。姐姐还带回一包高梁面掺糠的窝窝头，这些窝头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每一个都咬了几口或吃了一半，显然是姐姐从每天7两定量中强省下来的。这21斤苞米面，掺和着大量糠和野菜让全家支撑了一段时日。雪中送炭的是，1961年春节，她在鞍山纺织品公司当采购员、长驻上海的大哥从上海回家。“大哥竟能从他日常生活里省出30斤大米、20斤白面和10斤挂面，还带回1瓶香油、10头大蒜和2斤竹笋”，“这些东西不要说放在随时都在饿死人的1960至1961年的冬春，即使在好年景，也足可以让成年喝苞米粥就咸菜的乡下人眼睛发红发紫。”在村中家家户户悲观绝望的时候，她们家年三十中午还吃上了白米饭，大年初一吃了素馅白面饺子！在北京和锦州上大学的三哥四哥无法像大哥那样给家里搞到粮食，就采取轮流回家住几天的办法，把每天1斤的国家供应粮带回家，那几天，他们自己几乎只吃野菜很少吃粮，说可以回校再补。后来，她大哥还给家中寄过一些粮票，成为一家的救命之票。
为了活命，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丧失了基本的“尊严”和“道德”。没有走上黄泉路的人在天寒地冻中上山挖田鼠洞，想从洞中找到一线活命的希望；半夜三更去翻生产队的苞米秸垛，看能不能找到一两个漏下的苞米。有一天，她亲眼看到一个村民不小心把一碗苞米稀饭弄洒了，稀饭正巧洒在一堆干牛粪上，这个村民只好自认倒霉地走了。他一走，一个40多岁的汉子就趴在牛糞前，把牛粪上的稀饭一点点舔干净 (第104页)。
为了生存，偷窃成风。队里种的玉米棒子刚刚长成，就大片大片地丢失。“村里的大人小孩一夜之间全成了‘贼’，不用谁指使，不用谁教授，‘温饱’这个老师比任何老师的教育效果都佳，真应该给它发枚勋章”。就这样，没等到秋收，苞米早就没有了。小小的梁书香也动了偷的念头。毕竟年幼且胆小老实，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对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父亲瞠目结舌，明确反对，母亲却大力支持，并训斥父亲没用，如果不是有儿女外援，“几个你也早饿死了”。母亲不仅口头支持，还为她准备了布袋。一天深夜，她战战兢兢猫进生产队的玉米地，偷了20穗玉米。这时，她想起了花木兰、十三妹等古代侠女，“心里还产生一种凛然神圣的感觉”。有第一次，第二次就不难，一次从县城回来的路上，她顺手就偷挖了一包别人地里的红薯。
“当时村里还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个百姓九个贼，谁不做贼饿死谁；十个百姓九个偷，一个不偷小命丢。”这确是当时农村的写照，为争粮而吵闹分家的更是突增，根本不是时下某些“历史”所说的“路不拾遗”、“物质贫困，精神高尚”。在何等情况下，父母才会默许、纵容甚至帮助子女“偷窃”？任何时代、社会都难免盗窃，但盗窃成风，却是体制使然。
辽南并非贫困地区，更非当年“大饥荒”的重灾区，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某些“重灾区”的惨状可以想见。然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上千万的饿毙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城里人虽然不少也营养不良，甚至饿得浮肿，但维持生命的口粮却有保证。保城市，尤其先保北京、上海，再保其他一线城市，然后是二、三线城市，农村基本靠“自救”，是当时情况下的“弃保”策略。因此，她大哥能从上海带回细米白面甚至香油，三哥四哥能把一些口粮带回家。“外援”使梁书香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那个年代城乡的天壤之别，对姐姐从县城带回的21斤苞米面，她感叹道：“这21斤苞米面放在今天可能谁也不会当回事，可在那时，简直粒粒赛珍珠，等于是几条人的命。”此话平平常常，但道理却深刻。一切，都由条件决定。寻常日子，每天一斤或几两粮差别确实不大，但在“那个年代”，正是这一斤或几两粮，就决定了哪些人生，哪些人死。这就是差别，就是当时的等级差别，当时的城乡差别。差别之大，大到生死。
1962年，农村政策大幅度调整，允许“三自一包”，仅仅一年就大见成效。“1963年的秋天，辽南农村与人相依为命的地瓜，竟由1962年2块钱1斤降到现在3毛1斤，有的地方卖到1毛钱，自由市场的农产品也丰富多了。”大饥荒终于过去。
大饥荒的实质是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几乎任何私有财产都被剥夺。梁书香的父亲曾养几十箱蜂和以前用来装蜂蜜的大缸在“公社化”中都被没收。不仅如此，“家里的铜火锅、铜盆都被搜走，就连母亲躺柜上锁用的铜扣子也未幸免，被钳子钳下来为大跃进服了务……村里干部隔一两天晚上就要召开一次社会大会，动员大家把东西都交给集体。”
民主体制的缺位是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所有信息完全被“领导意图”掌控，只有符合领导意图的信息才能发送，最后是越来越多的虚假信息使最高领导自己也被虚假信息误导。而弄虚作假以应付领导要求的做法，其实又是在领导权力的干预下直达社会最基层而实现的。
梁书香清楚地记得1958年两个生产队长在“誓师会”上互比数字，越来越离谱，社员都大笑起哄。但是，“当时谁不说不吹谁不执行上级精神谁就没有好下场。我那大队的前任大队长就因为反对在秋收时，把人马拉出去搞深翻搞大炼钢铁被罢了官。这笔账还一直算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出来批斗，在‘喷气式飞机’高压下流的汗水溻湿了脚前的地皮。”有个小队会计被上边逼迫编报了虚假产量后，看到粮食被征走后空空的生产队和社会家，越想心中越有愧，就给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写信，反映被逼造假真相和小队粮食实际产量。但这封信不知在哪一级被查出，结果，“那个会计讲了真话则直接就被公安局开来的警车带走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铐上了手铐带走，送到监狱一关三年，后来人是稀里糊涂放了，可放出来的时候连路都不能走了。”
事实再一次说明，不许反映真实的信息自由、公开流动，最终会酿成大祸。各级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各种指标上“层层加码”最后互相攀比到荒谬地步，根本原因是干部评价、升迁、惩处标准所致。
权利、民主与大饥荒
对权利、民主与大饥荒的关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
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他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entitle-ment set)，这种权利是“应得”的，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权、交换权利、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
他认为，“如果说食物供给本身对饥饿现象的普遍存在有什么影响的话，其影响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权利关系而发生的。”如果说这种权利方法“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作怪，即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 (［印度］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饥饿是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之所以有些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是因为“权利失败”，丧失了以前的权利，大规模饥荒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交换权利”的急剧变化。所以，大饥荒的实质是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
◆下转36版
◆上接35版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
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
无数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大跃进”的巨大悲剧说明当“社会”消失，人们连不吃食堂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甚至，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财产权、人权，确实是公民的“命根子”。
梁书香的亲身经历，为阿马蒂亚·森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再添细小而生动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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