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政史通信之八
郑 飞
朱兄：
上次我们讲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实际上救了明治政府一命。在甲午战争之前，官民对立非常严重，凡为政府说话的通常被人叫做“吏党”（今之五毛）。时人回忆道：“吏党是一个含有侮蔑之意和憎恶之念的名词，所以政治家深深忌避被人称为吏党。真心亲政府的人也怕被人称为吏党，决不以政府党标榜，而自称是无党派和中立之士......天下虽广，但自称吏党者绝对没有。......吏党或民党这样的名称，日清战争以后便完全绝迹，而被称为政府党或在野党以代之。因此，政府党是不光彩的而反对党是光彩的这种思想，也消失了。”（《利光鹤松翁手记》，引自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正所谓一战得民心。
在民主派（民党）方面，可谓方寸大乱。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民党中的好些人就已经消磨了锐气，有人开始考虑置身于藩阀门庭之下。当时的自由党领袖之一，河野广中，深切感到“即使攻陷了元勋内阁的牙城，还会有其他的藩阀之流取而代之，打倒几次，也还是照旧反复，只不过是在政党与藩阀之间徒事重复斗争，一味牺牲而已，对建立立宪政体的基础，大概一点成效也没有。”而“以往的政党和藩阀横断政界，两者拼搏相斗”只能是牺牲大而收效甚微，莫如“今后改变对于藩阀的正面攻击，说服藩阀巨头，投降于政党的军门，吸收藩阀巨头加入政党，以此从根本上扫荡根除藩阀，形成政界纵断的形势，以打开两大政党对立的新局面，……实现政权授受，如此则不失为建立立宪政体的捷径”。 河野更在议会中宣称，富国强兵也是他们所期许的，“我等与政府所争者乃方法手段也”。
甲午战争之后，河野更派出人去跟伊藤博文联系，寻求妥协。伊藤博文则求之不得，他意识到据此可以消化政党对萨长政府的冲击力，于是放下身段决定与之合作。
对于藩阀、政党合流这件事，各方各有各的算盘。在政党方面打的是从下而上渐进、趋利避害的主意。避害——政府议会对抗几度造成藩阀政府考虑解散议会或停止宪法，刀把子在人家手中，先保住阶段性成果比较好；趋利——从远景来说，将开明藩阀纳入政党，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做法，所谓“打不过你的敌人，就加入他”，从内部做些软磨功夫。从近景来说，可以让政党人士进入政府。政党发展得困难很大部分是由于政府的掣肘，进入政府掌握实权（尤其是地方官职），就可以避免一些麻烦，同时也能让金主更容易掏钱。
在伊藤博文方面，藩阀与政党妥协却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既然不能依靠制度设计来实现主辅之道，那就只能纳入——调节，使政党变成一条护城河。对此，自由党方面私下开出来的价码是——预算和重要的大政方针要和自由党商量，自由党这方面要派出人员出任内阁大臣和地方官员，以及发给补助金（用以充作政党经费）。
双方切磋的结果是，1895年11月，自由党公布了提携宣言书，在这份宣言书中自由党声称：“我党向来愿与当局者同路共进，相互提携，协赞其处理国家要务，以实现我国之进步。”这就是政党藩阀合流的肇始。
朱兄，回头看这段历史，我为民党叹息。其实，一次败退并不足虑，可虑者气馁，可虑者不能坚持，可虑者做不到不徐不疾，可虑者好走捷径，可虑者目标替代、本末倒置。
从表面上看，自由党这种做法可以美其名曰“务实、渐进”。 务实、渐进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因为渐进而丧失批判意识就是一个大问题。“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这种不徐不疾的韧性才是真正的渐进所需。当民党把自己的政治角色定位在“协赞”一职上之时，“将军”就被甩到爪哇国去了。这也是民间政党自毁根基，为人怨不如为人患，抛开政治高地而去寻求组织利益，最终只能被人轻贱。
民党系统有两大党——自由党和改进党。随着板垣退助和自由党投入长州藩阀伊藤博文的门下，大隈重信等人联合了一些小党派改组改进党为进步党，也投入了萨摩藩阀松方正义的门下。这就是政界的合纵连横。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局差不多一直是由萨摩、长州两藩阀派出人士轮流执政。这以后，无论谁上台，就在两大政党中择一进行所谓“提携”，而被“提携”政党则投桃报李，同意政府的预算案。
不过这种提携也不是一成不变，价码不合适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吵闹的。到了1898年，自由党和进步党都觉得藩阀提携不力，利益输送不足，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党（宪政党），恢复旧日共同对抗藩阀的格局。
面对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攻势，伊藤博文深感“雇佣兵不足恃，非亲兵不可”，提出来由自己来组建一个亲政府的政党，明治政府的另外一位大佬山县有朋惊怒交加——元老亲自组建政党，更将授政党以权威，今后藩阀、官僚如何节制。山县有朋声质问伊藤博文：“阁下的政党组织将要启政党内阁之端。但政党内阁制不是违反我国的国体，有悖钦定宪法的精神，堕入民主政治吗！阁下，你为什么要与党徒鼠辈为伍，作出这种奇怪的反常举动呢?”。
说白了，山县有朋对政党这个玩意持相当警惕的态度，始终视之为异己。对政党，可利用不可扶持，假一派以权威使之坐大，绝非他的心愿，分化瓦解、拉一派打一派、用过即丢才是他的作风。在伊藤博文以政党作为吸纳民间冲击力量的护城河设想之外，这是藩阀内的另一种主流政党观。
伊藤博文由于遭到众元老的反对而无法亲自组建政党，又不想中止宪法，于是向天皇奏请由大隈重信、板垣退助联合组织政党内阁。此举其实颇有深意，容后再说。
这样，由于伊藤推荐宪政党组阁，藩阀政府终于交出了政权，以宪政党为基础的政党内阁于1898年6月30日正式诞生。在内阁十个职位中， 除陆海两军的大臣继续由藩阀人士认领，其他的都是非官僚出身的政党人士。这可称得上是日本立宪以来政党攀登到的最高峰。看起来，日本的宪政已经上了轨道，民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但宪政党的胜利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第一，时机已失，天皇体制的权威已经凭借种种制度设计与中日战争的胜利树立起来了，帝国主义话语开始培育出反动的人民，政党已不得民心；第二，此政党内阁受明治体制所限，用当时的陆军大臣桂太郎（长州系）的讽刺话来说“半身不遂”。这体现在内阁根本无法控制藩阀的大本营——军队上。军队坚决不同意削减军事预算，政党只能通过违反自己的选举承诺增税来满足这一要求。这大大损害了政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第三，许多党人眼见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以为胜局已定，赶快来分一杯羹。这种猎官行径大伤政党的形象。火上浇油的是，面对这些危境党人尚不自知，开始自己内讧起来。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本来就有很深的人际矛盾，两党的组织结构都很松散，开始为了分配内阁与地方官职纷争起来。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山县有朋的煽风点火，山县有朋对政党内阁极为反感，暗中挑动两派人马的争执，也组织贵族院和军队共同对议会和内阁施加压力。
那当初促成政党内阁的伊藤博文呢，态度暧昧，后代史家三宅雪嶺对他的心思洞若观火：“伊藤并非期望奏荐政党内阁，而是自己组建政党……在着手准备组党期间……出现意外局势，由于进步、自由两党联合，自己进无路，退亦无路，但必须寻找出道路，是以奏请两党之首领……二人果然长期提携，或提早因纷争而分手，出现任何一种情形都会将伊藤视为接生婆，两党都会感激伊藤，到分裂不可收拾之际，必定会向伊藤委托组织新党。大隈和板垣相互关系紧张，进步派和自由派不吝犬猿，不难推测其很难融洽相处。若伊藤真正对新内阁抱有同情，则应作之事也不在少数。但奏请两伯爵，飘然漫游清国，则匆忙组阁的两首领及两政党则不免陷入末路，不外乎是应该瓦解者唯有使之瓦解……作为接生婆的伊藤，对于婴儿的死生冷然旁观。”（三宅雪嶺：《同时代史》）果然姜是老的辣，不愧是老奸巨猾的伊藤公，好一个以退为进之策，把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和山县有朋都算计在内了。
10月30日，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彻底闹翻，宪政党内阁总辞。这样，日本宪政历程的第一个高峰就此消退。民党又各自托庇于某藩阀门下。
1900年，伊藤博文开始到各地巡回演讲，对工商界人士大谈党派倾轧之害，放出风声说要自行组党。宪政党（原自由党）新败之余，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派遣代表到伊藤博文处，希望伊藤博文加入宪政党，愿意奉伊藤博文为领袖。对宪政党的这种拥戴，伊藤博文予以断然拒绝，反而要求宪政党解散，然后加入自己组建的新党派。没有什么比这种姿态更能显示立宪以来（官僚——政党）主客之势的转移了。
有意思的是，伊藤博文的这个新党并不以党为名，他指示道“改变以往的以党为名，此次断然取名为立宪政友会，把中央组织改变为俱乐部，各地也设支部性的俱乐部”。推敲起来，伊藤博文的用意恐怕旨在消除现有政党的组织色彩，使此新党成为“政协”之类的议政之所。“政友”一词也说明伊藤希望消除现有政党与藩阀政府竞争政权的色彩。
宪政党犹豫了一个多月，终于决定就此投靠，解散全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友会。
至此，如果非要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立宪政治过程做一个相当简单的评价，我会说，这就是一部驯化史。驯化达到顶点的标志是，来自民间的政党人士完全丧失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与政治理想，投身于藩阀麾下，成为明治政府的护城河。
郑飞
2012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