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
伴随近代中国所发生的“权势转移”，那些接受新知的学人，尤其是留学生，也重新确立了在社会的精英地位。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现代官员往往是在专业上训练有素的
文‖上海国资记者 刘昌荣
近代中国，“国学”与“留学”两个影响至今的名词又出现于人们的视野，看似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的两个概念，实际上却可能都来自于一个出发点——在动荡时代中，知识分子试图定义并确认自己的身份。
最后的文化遗民
《上海国资》:吴宓等人为清华国学院订立宗旨时，定义国学乃“中国文化之全体”，“国学”以及对应的“西学”等这些晚清出现的名词，它的历史内涵有哪些？
章清:所谓国学、国故和国粹，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名词。所谓国学，笼统地说，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如何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在近代西力的冲击下自也成为士人思虑的焦点。大致说来，晚清思想界所困惑的中学和西学之异同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其答案大致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为代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明此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换言之，通常把这个公式归之于张之洞的发明，其实这是晚清人的共同见解。不过，所谓“西用”，所谓“中体”，其内涵实际上在不断发生变化。张之洞《劝学篇》所言及的“西用”，其实已经包含了西艺、西政、西学等很多内容。反过来看，如钱穆所强调的，晚清的人“实在也并不知道中国之体是一个什么体”。
有一点值得重视，最早我们谈“西学”，后来谈“东学”、“新学”，不单将中西之间的区别归于“学”，中西之间的竞争归于“学”，进一步的，则产生了学无新旧、学无中西的看法。但说是“学无中西”、“学无新旧”，真正的改变却是西学转化为新学，中西之争也转化为新旧之争。因此，中西文化交流长程中产生的“中体西用”思想，值得当作“西学东渐”的一项特殊结果进行分析。其起点是别立“中西”，而归途却是“学无中西”，实与“西学”传播与接纳的各个阶段密切相关。同时，近代以分科知识为特征的知识体系的“援西入中”，也大致可以区分出两条不同的线索：其一是依托“国别性”展开论述，故要别立“中西”，辩论“体用”；其二则是立足“普世性”展开论辩，强调知识的“现代性”特征。
《上海国资》:陈寅恪给王国维写词，吴宓欣赏吴梅村以及给顾亭林作诗注时，常以遗民自居，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认同？
章清:理解陈寅恪，其所谓的“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确实构成基本的着眼点，但须结合特定的语境或才能准确加以阐释。
同样的，对于“文化遗民”的身份，也需要仔细分析。依我的看法，较之于同时代的其他人，陈寅恪确实有其特殊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家庭背景上，从祖父陈宝箴（湖南巡抚）到父亲陈三立（清末举人）再到兄弟，都和清朝历史有牵扯不断的关系。
不过，是否认同文化遗民的身份并以此自居，则是另一回事，也未必那么重要。可以略加说明的是，在陈寅恪等读书人身上体现出的文化使命感今天仍值得重视。一次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陈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每当朝代更迭，身逢其间的士人，其“品行之隆污”与“学术之歧异”，或不可以一概而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可以说，历史文化乃中国读书人立身之本，正类似于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辩护。陈寅恪以“文化神州丧一身”表达对王国维之死的看法，体现的也正是这一看法。而陈寅恪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也一直充满了敬意，他曾表示：“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那代读书人，大都有这样一种价值的坚守，也是今天我们面对前辈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会重组中的文化冲击
《上海国资》:几乎在同一时代，中国社会正在剧烈变革，影响整个中国社会进行重组的外来因素有哪些？近代以来作为中国接触西方文化的中介的日本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章清:要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有必要结合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剧烈变动进行分析。关于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的萌生，以及纠缠其间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国变革图景的焦点问题。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即阐述了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摈弃“天下”观念，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具有潜在的意义。
对外来说，是基于“天下万国”之理念承认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并接受近代“世界”的构成乃是“以国家对国家”；对内来说，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也便确立了国家内部新的政治边界，如何组成国家，如何安排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涉及政治生活的问题，才会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
因此，缺乏对“国家”的认知，所谓“社会”是难以有所依托的。也正是“国家意识”的提升，促进各种社会力量的蓬勃发展。在此过程中，在“援西入中”的大潮下收拾西方学理，也构成变动的契机所在。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的个人遭际颇具代表性。他在1906年的演说中曾表示， “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就清楚交代了外来因素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因素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为什么甲午战争的失败会对晚清读书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关键即在于日本向来被中国视作“蕞尔小国”，败于日本，才使中国士人真切感受到“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变局”。由此，也推动中国向日本学习。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就特别说明日本构成中国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样本。近些年来，学界对此有诸多的讨论，有的基于知识传播的主体留日学生展示其中的历史进程及其所涉及的大致面向；有的则着眼于中译日本书籍展示其中的变化；还有的集中探讨了晚清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人物梁启超等的“东学”背景。对于推动晚清思想变革“日本因素”的作用，上述研究都有所涉及。围绕着语言层面的探讨，更是揭示出来自日本的借词融入到现代汉语的语汇中。当然，这一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产生了对“东瀛文体”的排拒，不少人对于将日本文体输入中国，视作“中国文学之厄”。
《上海国资》:晚清以降, 华夷文化体系受到冲击,由文化输出帝国转向“弟子国”,开始大规模留学海外。你是怎么看待当时的“留学”和“留学生”？
章清:留学生一向被认为，也自视为国家的代表，这样他们在国外的身份首先便与本土社会的国际地位以及文化品格有着密切的联系。选派留学生也许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放弃了自我文化的优越感，但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却无可置疑地被视为弱国。作为弱国代表的留学生，被异国的恩施态度和民族歧视所左右，也是可以想见的。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大部分留学生在异域接受的主要教训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增添了日益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观念也率先在留学生中散布开来。当然，时代不同，以及基于不同的理由到不同的国度去，也会烙上不同的痕迹。譬如，在专业的选择上就有所转变。
陈寅恪在留学期间曾斥责时人“专谋功利机械之事，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就反映出对于留学的检讨。在留学生中间，也有自我反思的；不但有自我反思的，更有主动做出选择的。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胡适1910年到美国时，盛行的还是这样的观念，技艺是有用的，而文学、哲学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因此他报名考进了康奈尔农学院。然而在学了三个学期的农科后，胡适认为与他自信有天分有兴趣的各方面背道而驰，于是毅然改学哲学专业。促使胡适重新选择学习科目的原因，除了个人兴趣使然，还与他赴美以后便陷入两种文化的认同危机密切相关。他在日记中曾记载参加一个讨论会的情形，他对于由外人主讲“孔教之效果”，称颂朱子之功，感到非常不安。后来在一则札记中，他又为中国学生鲜有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深感耻辱。这些或都说明不知本国历史文化的“耻辱感”推动着胡适的选择。在《非留学篇》这篇也许是胡适留学时期最重要的文章中，他就严厉批评中国留学政策偏重实业而轻视文科是“忘本而逐末”，并且追问梁启超、严复的影响大，还是詹天佑、胡栋朝之影响大？这样的对比未必合适，但可以说明留学生进行专业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选择既与个人的性情有关，也配合着时代的趋向。任何选择都值得尊重，选择工科和理科的，就未必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没有关切。这方面也有很多例证。
知识群体的新身份
《上海国资》:由此，中国知识群体也发生了改变，由士人阶级逐渐转变为范围更广的知识群体即“学生”，这其中尤其是留学生成为此后引导大众运动的主要力量，您怎样看待这一转变？
章清:关于“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变，乃分析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视角。
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就引起激烈回应。余先生认为，19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边缘化历程由此开始。民国初年那段时期，托庇于士大夫文化的余荫，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还居于中心地位。然而这一短暂现象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毋宁反映了士大夫的落日余晖。
到20年代末期，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消失了，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1905年废除科举，确实构成“历史的终结”，实际上从根本上摧毁了“士”这一阶层。但读书人还在，于是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身份，不可避免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
而品质的脑力劳动者。换言之，在现代社会，接受教育仍是通向“成功”的重要起点。伴随近代中国所发生的“权势转移”，那些接受新知的学人，尤其是留学生，也重新确立在社会的精英地位。这也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阐述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以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时所揭示的那样，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现代官员往往是在专业上训练有素的。
至于不同社会阶层角色的分化,则可以从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来进行分析。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即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绅”的特殊地位开始没落，精英从此不再来自较为单一的社会阶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社会阶层崛起，学生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也开始得到重视。那个年代报章构成社会动员的主要方式，这是基于传达某一社会阶层的诉求，或针对特定的“阅读公众”。这其中1903年留日学生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即堪称重视学生力量的先声，甚至有“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的呼唤。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学生杂志》、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学生界》，皆说明学生这一力量得到持续关注。台湾学者吕芳上曾将这一过程总结为“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即说明各种政治势力都将学生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因为学生受过教育，属于社会精英力量，所以自然受到重视。当然，并非仅有学生这支力量在逐渐壮大，所谓“正统衰落，边缘上升”，揭示的是普遍的情形，这其中商人以及女性的力量得以提升，即是重要的象征。这些都显示出现代社会在进行重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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